百年敦煌吐番商易研究回(7)

吐魯番地區的貿易貨幣問題較爲複雜，不同時代曾流通過實物貨幣、五銖錢、銀錢和開元通寶等各類貨幣。此外，墓葬出土有拜占庭的金幣、波斯薩珊朝的銀幣和“高昌吉利”銅錢，對於這些錢幣功能的考察也是研究的一個熱點。貨幣體系方面，宋傑《吐魯番文書所反映的高昌物價與貨幣問題》(《北京師範學院院報》1990年2 期)以銀錢、銅錢爲基準單位，列出高昌的糧食、紡織品、馬匹等商品的價格，并揭示出十六國、高昌國、唐西州三個階段貨幣的演變。盧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貨幣關係演變述略》(《敦煌吐魯番文書論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分析高昌王國前期以毯、疊布等織物作爲實物貨幣，大約在560年左右銀錢成爲主要的流通貨幣。銀錢方面，吐魯番文書表明“銀錢”是高昌國時期的貨幣，但銀錢具體是哪種錢幣，史籍和文書中都沒有明確的記載，學術界一般認爲銀錢即是波斯薩珊朝的銀幣。鄭學檬《十六國至麴氏王朝時期高昌使用銀錢的情況研究》(《敦煌吐魯番經濟文書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郭媛《試論隋唐之際吐魯番地區的銀錢》(《中國史研究》1990年4 期)、錢伯泉《吐魯番發現的薩珊銀幣及其在高昌王國的物價比值》(《西域研究》2006年1 期)分別對銀錢使用情況進行分析，説明銀錢在貿易中廣泛使用。姜伯勤認爲文書中出現的銀錢是波斯銀幣、粟特銀幣和喀什米爾等地的西域銀幣，一般都以波斯銀幣爲標準貨幣(《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林友華《從四世紀到七世紀中高昌貨幣形態初探》(《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年)則認爲文書中的銀錢是高昌自鑄的銀錢。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における通貨——絹·西方銀錢·官布から銀錠へ——》(《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論叢》，朋友書店，2004年)着眼整個絲綢之路東部貿易貨幣的演變來研究回鶻貨幣的使用，認爲10—11 世紀使用棉布(即官布)，13—14 世紀以銀錠爲主。汪海嵐(Helen Wang)著Money on the Silk Road．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AD 800 (London:the British Museum Press，2004)一書，第一部分介紹20 世紀初斯坦因從新疆獲得的各種錢幣，第二部分結合文書材料對中古時代新疆的貨幣制度展開討論，第三部分是對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所獲錢幣的詳細列表。另可參考汪海嵐的單篇論文《一匹駱駝多少錢?——公元800年之前的絲綢之路貨幣新解》(王樾譯，《西域文史》3 辑，2008年)。

出土錢幣方面，以波斯薩珊銀幣最爲重要。夏鼐《新疆吐魯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1966年4 期)、《中國最近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7年2 期)、《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74年1 期)和桑山正進《東方におけるサ—サ—ン式銀貨の再檢討》(《東方學報》第54 册，1982年)具體考察新疆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并附以錢幣圖片。王義康《中國境內東羅馬金幣、波斯薩珊銀幣相關問題研究》(《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4 期)將金銀幣及其仿製幣區分開來，認爲真幣在西域地區是流通的，而仿製幣則多爲葬俗所需。楊潔《論流入中國的波斯薩珊銀幣的功能——以吐魯番出土銀幣爲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2 期)統計吐魯番出土的薩珊銀幣及仿製幣共計184 枚，其中墓葬出土46 枚，并從薩珊銀幣的存在年代及物價比值等方面進一步論證波斯薩珊銀幣并非吐魯番地區流通的銀錢。楊潔《絲路緑洲國家的貨幣:本地鑄造，抑或外部流入》(《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3 期)通過分析吐魯番文書中的金錢、銀錢和銅錢的記載，結合出土錢幣，認爲麴氏高昌國時期，自鑄的銀錢佔據很重要的地位，波斯薩珊銀幣出現在胡商之間的貿易中，殘損的薩珊銀幣由於價值貶低，往往以殘錢的形式參與流通，而拜占庭金幣及仿製幣并沒有在吐魯番發揮貨幣的功能。出土金幣主要是拜占庭金幣，吐魯番共計出土28 枚拜占庭金幣，全部爲仿製幣。形質及出土情況可參蒂埃里、莫里森《簡述在中國發現的拜占庭帝國金幣及其仿製品》(郁軍譯，《中國錢幣》2001年4 期)、羅豐《中國境內發現的東羅馬金幣》(《胡漢之間——絲綢之路与西北歷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陳志强《我國所見拜占庭鑄幣相關問題研究》(《考古學報》2004年3 期)和林英《拂菻金幣考辨》(《唐代拂菻叢説》，中華書局，2006年)。專題研究有郭雲艷的博士論文《中國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及其仿製品研究》(南開大學，2006年)。高昌吉利錢是高昌自鑄的錢幣，鑄造年代基本定爲麴氏高昌時期，功能方面有作爲厭勝錢和貨幣兩種觀點。片山章雄《高昌吉利錢につぃて》(《小田義久博士還暦紀念東洋史論集》，1995年;于志勇譯《關於高昌吉利錢》，《西域研究》1995年1 期)對出土的高昌吉利錢情況進行梳理。盛觀熙《再論“高昌吉利”錢》(《新疆錢幣》2004年3 期)一文收集大量高昌吉利錢幣出土材料，認爲高昌吉利錢屬於厭勝錢。錢伯泉《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高昌吉利”的鑄作時間和錢幣性質》(《新疆錢幣》2006年1 期)則認爲高昌吉利錢是實用和流通的銅質貨幣。王永生《“高昌吉利”錢幣考——兼論隋唐之際高昌地區的文化融合》(《西域研究》2007年1 期)認爲“吉利”二字是突厥語ilk 或ilg 的漢語音譯，“高昌吉利”對應的漢語意思爲“高昌王”，這一名稱正是胡漢兩種文化交融於高昌的具體表現。另外岡內三真《トルフアン五銖錢と中原五銖錢》(《吐魯番學研究——第三屆吐魯番學暨歐亞遊牧民族的起源与遷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介紹吐魯番出土的11 枚五銖錢，并認爲這些五銖錢應是西漢時期流入車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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