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吐番商易研究回(2)

國外研究方面，池田溫《敦煌の流通經濟》(《講座敦煌3:敦煌の社會》，大東出版社，1980年)從通貨的變遷、流通的承擔者商人、外來胡商等角度爲敦煌這座絲路驛站城市的經濟貿易建立起一個整體框架。荒川正晴長期關注吐魯番地區的商貿研究，成果較多，集大成之作是新出版的《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年)，全書共3 部，10 章。第Ⅱ部“唐帝國和歐亞東部的交通體制”和第Ⅲ部“唐帝國與胡漢商人的移動·交易”對公元6—8 世紀唐朝統治下帕米爾以東地區的交通、胡漢商人的貿易、商旅的過所和公驗等諸多重要問題展開研究。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講談社，2007年)立足唐代，重在分析絲綢之路對唐朝社會經濟文化的影響，相關章節對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奴隸貿易等問題進行論述。

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① 本書初版於2002年，2004年出版修訂本。英譯本由James Ward 翻譯，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5．(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2002年)一書第一次系統地對粟特商人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共分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古代的交通(起源至350年)，重點探討敦煌出土的粟特人信劄以及粟特與印度之間的貿易;第二部分是商業帝國時期(350—750年)，敘述索格底亞那本土經濟商貿的發展和粟特商人在中國的擴散;第三部分是商業和外交活動(550—750年)，分析突厥與粟特人所結聯盟的商業活動和粟特商人西去的貿易綫路，與波斯、拜占庭、可薩、花剌子模等的貿易往來;第四部分是商業網絡的解體(700—1000年)，講述8 世紀以後在伊斯蘭世界中粟特商人活動所面臨的困境以及粟特與回鶻之間的接觸。該書基本反映歐美學界粟特人研究的狀況，其中涉及的一些內容，如粟特與印度、粟特與花剌子模之間的貿易往來等，是中國學者不熟悉的領域，這一研究成果的發表對於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中亞粟特人的貿易活動很有幫助。該書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森安孝夫批評該書涉及粟特人在東方發展史方面，有很多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沒有被利用。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對中國研究成果的利用上，在該書參考文獻中，除中國史書和考古資料外，研究方面僅引用蔡鴻生、姜伯勤和榮新江等先生的幾篇文章，缺乏對中國學界研究成果的運用。

三、粟特商人的活動及聚落分佈

中亞粟特人善於經商，《新唐書》卷二二一《西域傳》描寫康國人“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這些粟特人離開家鄉，沿着絲綢之路展開貿易，他們在絲綢之路上的各個據點以及貿易目的地建立聚落來支持商隊的貿易活動。對敦煌吐魯番地區粟特商人的研究，集中在商人聚落、粟特文2 號信劄及粟特人參與貿易三方面。

粟特人聚落問題研究起步很早，伯希和(Paul Pelliot)通過對敦煌文書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的研究，考察唐代蒲昌海地區的粟特人聚落(Journal Asiatique，11，1916;馮承鈞譯爲《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商務印書館，1957年)。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T'oung Pao，vol． 41，1952)一文利用粟特文2 號信劄的內容來分析粟特人的分佈。池田溫《8 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1，1965年;辛德勇譯《8 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9《民族交通》，中華書局，1993年)利用P．2657《天寶十載(751)敦煌縣差科簿》來分析敦煌從化鄉胡人聚落的興起與瓦解的過程，至今仍然是研究粟特人聚落問題的代表之作。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ードのソグド人》(《季刊東西交涉》5—1/2/3，1985年)和陳國燦《魏晉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與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1 期)分別對吐魯番和河西地區的胡人聚落與活動進行探討。其後榮新江撰有系列文章分析粟特人的聚落分佈，全面梳理中古時期出現在中國的粟特人聚落，具體有《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6，1999年)、《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考》(《西域研究》2005年2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補考》(《歐亞學刊》6，2007年)、《從聚落到鄉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團的社會變遷》(《敦煌寫本研究年報》3，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9年)和《九、十世紀西域北道的粟特人》(《吐魯番學研究:第三屆吐魯番學暨歐亞遊牧民族的起源与遷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等文，勾勒出入華粟特人聚落的整體脈絡分佈。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寫有The Sogdian Trade Diaspora in East Turkestan During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46/4，2003)一文，以敦煌、吐魯番兩地文書爲基礎，對河西至西域的粟特人聚落進行研究，他認爲粟特人不僅主導7—8 世紀的絲綢之路貿易，同時粟特聚落內部的農業和手工業也得到發展。陳海濤、劉慧琴著《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華粟特人的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一書，將入華粟特人的聚落分爲皈化型、部落型和商業型三種，并對粟特人商業活動的特點及意義進行分析。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胡姓居民与聚落》(《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中華書局，2005年)通過對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敦煌的胡姓居民、祆教信仰、聚落及歸義軍政權對胡姓聚落的管理等相關問題的考證，證實了這一時期敦煌粟特聚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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