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吐番商易研究回(5)

第一，紡織品。絲綢之路貿易中的大宗商品始終是以絲綢爲代表的紡織品，這一點從敦煌吐魯番文獻和出土實物中得到印證。吐魯番文書中有各種紡織品，韓國磐《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高昌的絲綿織業》(《敦煌吐魯番經濟文書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認爲文書中那些沒有標明產地的絲織品如綾、羅、錦、絹等大多數是高昌和唐代西州所產，而缽斯錦(波斯錦)、疏勒錦、魏錦等并非本地所產。姜伯勤將波斯錦按地域分爲廣義、狹義兩種，狹義指原產波斯的織錦，通過絲路貿易流入高昌;廣義指薩珊式織錦，產地可以是粟特或中國西北或其他地方(《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宋曉梅將高昌地區的絲織品分爲“拿來”和地產兩類，并認爲斜紋紋錦技術在高昌的傳播与粟特人有關(《高昌國——公元五至七世紀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移民小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乜小紅《略論十六國以來高昌地區的絲織業》(《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5 期)認爲高昌仿製大量薩珊式樣的波斯錦、粟特錦等銷往中亞、西亞乃至歐洲各地。吐魯番地區出土大量精美的紡織品實物，孔祥星《唐代“絲綢之路”上的紡織品貿易中心西州——吐魯番文書研究》(《文物》1982年4 期)利用吐魯番出土紡織品説明唐代西州已成爲重要的紡織品貿易中心。武敏對吐魯番出土紡織品實物作過一系列研究，如《吐魯番出土蜀錦的研究》(《文物》1984年6 期)指出一些錦標本屬於蜀錦，是作爲商品從四川輾轉販運到吐魯番的;《新疆出土的古代織物——以漢—唐(1—8 世紀)絲織品爲主》(《吐魯番學研究》2002年2 期)指出古代高昌還曾是中國蠶絲和織品的產地。并根據吐魯番出土的唐代織錦，説明“唐代(中國)無經錦”的提法有誤。趙豐《經營西域絲路的經濟利益——敦煌和吐魯番出土兩份絲綢物價表的比較研究》一文(《浙江與敦煌學——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指出敦煌市場上的絲綢不僅來自中國內地，也有中亞系統的織錦，由於絲綢在中原、西域、中亞等地的價格差異，唐朝將絲綢作爲貨幣推銷到絲路沿途各地，獲利極大。

第二，奴婢。在敦煌吐魯番地區，有關奴婢貿易的記載不少。張勛燎《敦煌石室奴婢馬匹價目殘紙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學學報》1978年3 期)對四川省圖書館藏敦煌奴婢馬匹價格文書進行介紹，并對文書年代和內容作出初步分析。朱雷進一步將本件文書定名爲《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估》(《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估〉考》，《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考察唐代的行、市制度及奴婢馬匹的買賣。特別要提到一件粟特文的奴婢買賣契約，出土於吐魯番阿斯塔那135 號墓。內容是639年高昌一漢族張姓沙門和粟特人之間的胡奴交易，女奴價格是波斯製銀幣120 文。文書解讀見吉田豐、森安孝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合作的《麴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1989年;柳洪亮譯《麴氏高昌國時代粟特文買賣女奴隸文書》，《新疆文物》1993年4 期)。荒川正晴《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麴氏高昌国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売買文書〉の理解をめぐって》(《內陸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Ⅴ，1990年)對該件文書涉及的墓主人、貨幣等問題詳加討論，支持吉田等人關於墓主人爲漢人的判斷。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文物》1992年9 期)指出吉田豐等人釋讀中的一些錯誤，認爲買主并非漢族，而是俗姓石氏的粟特沙門。從文書所載交易奴婢的姓名及身份來看，胡奴婢佔據大多數。吴震《唐代絲綢之路與胡奴婢買賣》(《1994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册，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年)指出胡奴販運多從價格低廉的粟特、突厥等地流入售價頗高的中原市場。溫翠芳《唐代長安西市中的胡姬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易》(《西域研究》2006年2 期)指出胡奴貿易同絲綢一樣具有高額利潤，吐魯番市場上的女奴很可能販賣至長安，成爲長安西市中的胡姬。劉文鎖《唐代西州奴婢交易的若干問題》分析唐代奴婢交易“元券”和“市券”的辦理，并總結出奴婢交易遵循的法則(《絲綢之路——內陸歐亞考古与歷史》，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

第三，香藥等。王新民《麴氏高昌與鐵勒突厥的商業貿易》(《新疆大學學報》1993年3 期)認爲高昌缺乏礦產資源，高昌市場上的許多礦產品來自鐵勒人和突厥人之手，同時鐵勒、突厥與高昌之間存在錢馬貿易。鄭炳林《〈康秀華寫經施入疏〉與〈炫和尚貨賣胡粉曆〉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3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對P．2912 背面吐蕃佔領敦煌時期的兩篇文書進行分析，胡粉這種外來的化妝品在敦煌居民中普遍使用，粟特商人康秀華向寺院施捨大量財物體現出敦煌市場上商品的豐富，而寺院籍帳所載物品內容也反映出當時中外商業貿易之規模。陳明《“商胡輒自夸”:中古胡商的藥材貿易与作僞》(《歷史研究》2007年4 期)獨闢蹊徑，對胡商在香藥貿易中以次充好的行爲展開分析。姚崇新《中外醫藥文化交流視域下的西州藥材市場——〈以交河郡市估案〉爲中心》(《文史》2009年4 輯)分析從高昌到西州，吐魯番地區的藥材貿易得到進一步發展，官府也參與到貿易中;西州藥材市場成爲亞洲各地區藥物產品的匯聚之地，在唐代陸路中外醫藥貿易中地位突出。溫翠芳《中古時代絲綢之路上的香藥貿易中介商研究》(《唐史論叢》12，三秦出版社，2010年)認爲粟特人是當時陸路絲綢之路上香藥貿易的擔當者。中田裕子專門對西州的馬匹貿易展開研究，并注意到唐代官方和民間的馬匹貿易中有不少粟特商人參與(《唐代西州における群牧と馬の賣買》，《敦煌寫本研究年報》4，2010年)。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804/8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