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主体之探析(8)

由于西域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因此历代这里就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地理范围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西域的地理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说，这里只取狭义上的概念，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时间上仅包括清代以前的西域。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动乱之地，其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极大地增加了统治者对其管理的难度，但儒家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却一直持续着。众所周知，人是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他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正因为人的活动才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于西域这一特殊的地区，它的传播主体也具有其自身特点，不同身份的传播主体，用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不同的文化传播作用。一、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开拓者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开始与中原建立密切联系，由此，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也源源不断地流传至西域。随着中央朝廷不断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又加之中央的官兵驻扎西域，促使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一）统治者。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君主会采用不同的治国思想和策略，比如，战国和秦朝时采用的是法家思想，汉武帝之前的汉文帝、汉景帝采用的是以黄老思想为主的道家思想，汉武帝时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贯穿了我国整个古代封建王朝。西汉代时，张骞出使西域，这是第一次西域和中原建立了联系，至此也是儒家文化逐渐向西域渗透的开始。君主向西域传播儒家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古代的诸侯国或者附属国，君主之间有一种质子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于两汉时期，西域各城邦为了向中原王朝表达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就将将来可能继承王位的长子送到中原皇宫作人质，又称为“侍子”。在作质子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会自觉学习汉文化，并受儒家文化熏陶，很多质子回国后，都会积极推行中原王朝政令和文化思想。作为质子去中原学习中原儒家文化，多数情况下是被动接受，但是也有一些西域首领是主动学习中原先进儒家文化。如龟兹王绛宾，遣人至乌孙求婚，迎娶乌孙解忧公主之女，解忧公主是汉人，她从小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女亦是。绛宾能迎娶汉女，二人结婚之后，他又多次携带其妻到长安觐见皇帝并留居长安，潜心学习汉文化，归国之后在龟兹修建汉式宫殿，着汉服，出入皆模仿汉朝礼仪制度，这些都说明他对儒家文化的喜爱。其次，除了质子制度，君主之间还有一种朝贡制度，此制度与质子制度相似，主要是附属国对宗主国，弱小国家对强国为了表示友好而进行的一种国家之间的外交互动。比如汉代时，龟兹王向汉王朝进贡，除了会带去西域的奇珍异宝，还会有卫护的官吏、侍从、奴仆等，少则百人，多则千人。当他们到达中原朝廷后，会在朝廷中停留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自然会学习一些中原儒家文化和宫廷礼仪制度。这种朝贡制度在国家安定时常每年一次，若是遇到国家动乱，则会是几年一次，这种朝贡制度不仅有利于建立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助的关系，还有利于国家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无论是质子制度，还是朝贡制度，都是强国君主对附属国实施的一种强制性的管理手段，虽然这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多方面的交流，其中文化方面的交流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这只是此两种制度下的附带影响，因为君主建立的质子制度和朝贡制度，最为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目的，即创建一个和平安定的边疆环境，从而维护自身统治，而由质子制度和朝贡制度所带来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仅是政治目的下的从属目的。（二）官兵。西域作为边疆地区，自古以来由于疆土纷争，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战乱不断，汉武帝时曾三次派兵反击匈奴；东汉时班超带兵讨伐匈奴，平定西域；魏晋时期由于中原战乱，中央朝廷无暇顾及西域；宋辽金西夏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纷争不断；清代时西域叛乱不断，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则是巩固西域边陲最重大的事件。正因为西域战乱频繁，中央政府便在汉武帝时就开始采用官兵屯田的办法来治理西域，大批的内地中原官兵带着家眷来屯田驻守，自然在西域形成了一个个儒家文化生活圈，因此来西域任职和屯田的官兵也就成为了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力量之一。屯田制度，最早出现在汉武帝刘彻时期，那时朝廷就已经在西域设置有校尉（军事政治机构），驻扎有少量的军队，在渠犁（今尉犁）一带已经进行了屯田的活动。之后主管粮草的官员桑弘羊建议汉武帝应该加大这种官兵屯田力度，于是大批汉族官兵来到了西域，开始屯田生活，在带去先进的劳动技术的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儒家文化。魏晋时期的西域屯田，西域少数民族多参与其中。“如在楼兰的兵屯人员中既有大量来自内地的士卒，也有‘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和‘支胡管支’等来自月氏的胡人，还有‘兵胡虎’、兵胡金’、‘兵胡秋儿’和‘兵胡腾宁’等西域其他少数民族。至于高昌民屯中的西域胡人则更是难以数计。”①王欣：《魏晋西域屯田的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版第4期，第43页。魏晋时期在西域的兵屯由于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其中，极大地促进了西域局部地区少数民族的融合。到了唐代，明确地记载驻兵数字是“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唐朝在西域境内驻兵4.4万人。其中，安西节度使驻龟兹境内，管戍兵2.4万人，焉耆、于阗、疏勒等都是驻兵重地。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管兵2万人，分别驻扎在北庭府城、天山军和伊吾军。”②朱丽娜：《唐代开元年间西域屯垦经济效益探微》，《石河子大学学报》，2013年版第6期，第20页。清代时，屯田制度更加多样化，除了军屯、民屯，还有犯屯、商屯、旗屯、回屯等类型。屯田的规模逐步扩大，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清代新疆屯田亩数至1840年为300万亩，屯田人员多达12.76万人。”③方英楷：《新疆屯垦史》，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9页。据有关学者研究，清代屯田主要集中在北疆，如哈密、乌鲁木齐、博尔塔拉、伊犁等地。清代以前，屯田者几乎是来自内地的汉族，清代时朝廷从内地抽调了满、汉、回、锡伯、蒙古、达斡尔等各族官兵携带家眷来到西域长期驻防屯田。其中回屯已具有相当规模，“至道光二十年（1840），伊犁屯田的维吾尔族增至1.19万户，垦田35万余亩。①杜倩萍：《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西域研究》，2014年版第3期，第106页。这种范围广、周期长、人数多、种类全的屯田制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大开发，而且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推动了民族间的融合。历史上，除了驻守西域的官兵，还有一些反叛的将领从另一种角度看也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传播者。他们挟持汉族戍卒和随军家属叛逃西域，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一种另类的人口迁移现象。如汉朝叛将陈良等就曾掳掠汉朝吏士男女二千余人逃入匈奴，“新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侯任商等人见西域诸国纷纷背叛汉朝投降匈奴，又闻匈奴欲大规模进攻汉军驻地。他们惧怕战死，便阴谋劫略吏卒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刁护。此次兵变，陈良等人挟持戊己校尉吏士男女共二千余人逃入匈奴。”②陈跃：《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石河子大学学报》，2014年版第1期，第121页。不难想象，这些叛将肯定不会再回到中原，大多数情况下就世世代代留在了西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必然成为了西域本地人，于是客观上也成为了带去中原儒家文化的一个传播者。二、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发展者在儒家文化向西域传播的过程中，大批涌入的移民和因罪发配而来囚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中坚力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他们数量巨大，另一个是他们在西域长期定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儒家文化传播的群体。（一）移民。移民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社会群体，尤其是社会动乱时期，移民大量涌现。促使移民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战争，第二是政策，前者是因为战乱导致大批民众被迫的迁徙，后者是大批民众为响应国家屯垦戍边的政策而自愿的迁徙。西域虽地处偏远，但有肥沃的绿洲，适宜人们耕种繁衍，因此每当中原战乱之时，这里便成为了避难者最为理想的迁徙之地。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和西晋永嘉之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移民，这些移民一支流散到长江流域，另一支就迁徙到了敦煌，远到吐鲁番区域。在这些移民中，除了贫穷的百姓之外，不乏氏族大家，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就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儒家文化，使儒家文化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史学家陈寅恪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难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魏晋以来，由于中原战乱不断，中原汉民大批迁往河西和高昌一带，并与汉晋屯田士卒的后裔聚居居住。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大批汉民为逃避剥削和压迫及战乱而流散到高昌等西域地区。“高昌为多民族地区，有汉代以来陆续迁入的汉族移民万户以上，还有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居民。自高昌以西诸城邦居民大多为深目高鼻者，而高昌有的居民‘面貌类高骊’，不似胡人。可能是长期杂居融合的结果。”④杜倩萍：《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西域研究》，2014年版第3期，第107页。可见每当中原战乱时期，西域就会形成一个移民高峰期。同时西域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不同民族之间长期的居住和融合，再加之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自然会造成人们相貌上的变化。国家政策上的鼓励，也会造成移民潮。在西汉时，中央朝廷就已经开始在西域进行屯田政策，为鼓励百姓西迁，朝廷还提供迁徙的交通工具，及屯田的粮种和劳动工具。到了东汉，汉明帝非常重视西域屯田，在金和柳中城（今鄯善鲁克沁）和满城（今吉木萨尔）也进行了屯田，“屯各置数百人”，如在楼兰，屯田人数多达千人。在唐朝时，除了民屯，兵屯占据主要地位。伊州、西州与庭州地处西域出入中原的门户，是控制丝绸之路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三州成为唐代实行屯田的首要阵地。此外，龟兹、于阗、碎叶也是唐朝在西域屯田的重镇，如在碎叶，屯军达一万多人，屯田有十屯左右。这些从中原迁徙到西域的中原百姓和官兵，通常都不是单个人的迁徙，大部分都是拖家带口，有的甚至是一个家族的移民。迁移具有长期性，一场战争的结束最短也需要几年，屯田的百姓几乎也不可能是短期的，即使战争结束了，屯田期到了，很多移民也已经适应了西域的生活，大多会留在此地，不想再回到中原。他们的迁移活动，必然会带去中原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使之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主体。（二）囚徒。西域作为我国的西部边陲之地，隔壁荒漠，人烟稀少，相对于中原自然环境尤其恶劣，由此这里历代也就成为了囚徒们的流放之地。这些囚徒流放于此，并不是孤苦无依，按照法律规定，通常要带上家眷，这既可以说是一种连带惩罚，也可以说是一种断绝流放者因思乡而逃跑的方法。如《唐律疏议·名例律》载：“诸犯流应配者，三流俱役一年，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①（唐）长孙无忌撰：《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6-67页。正因为上述原因，很多囚犯就成为了这里的定居者，或者是成为了戍边者。如史书载：“贞观十六年正月乙丑（九日），唐遣使安抚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同月辛未（十五日），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页。清人的一首诗歌说道：“伊犁城在西北极，比似炎徼更辽僻。乌孙故地毡裘乡，睢呿何曾读仓颉。近年始入坤舆图，去者无非罪人谪。”③（清）赵翼撰，李学颖，曹光甫点校：《欧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在两汉时期，在西域生活的除了当地胡人，很大一部分是被匈奴掠夺过来的奴隶，“匈奴人从中原地区掳掠来的大量汉族奴隶，据统计总数不少于10万人。这些人中也有不少人因故亡走西域，留居于此，那时西域一直是匈奴的后方基地之一。其次是投降匈奴的汉族文官武将，他们中间也有着不少人被匈奴人打发到了西域，匈奴人对投降过去的汉族文官武将并不歧视，通常会让他们放开手脚去为匈奴统治集团服务。”④任克良：《浅谈龟兹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基因》，《新疆地方志》2008年版第1期，第45页。这些被匈奴抓来的官员和奴隶，成为了历史上最早大批进入到西域的移民。历代被贬到西域的官员源源不断，就拿最近的清朝官员来说，如纪昀、林则徐、洪亮吉等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拥有超前的思想和卓越的治国才能。贬谪到西域后，为当地做出了卓越贡献，促进了西域政治的稳定，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如纪昀和林则徐被贬到西域后，两人都大兴水利，开垦屯田，为当地百姓造福，使荒漠隔壁变成了果园农田，维护了边疆的和谐统一。同时，被贬谪的官员中，他们大多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到来时总会携书千卷，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当地的风土民俗进行文学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则就是中原儒家文化向西域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也是西域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如林则徐贬戍伊犁时带去了许多书籍，他的《荷戈纪程》是从西安到伊犁的行程日记，载道“大车七辆，载书二十箧”，“有数千卷”。其诗亦云：“荷戈绝徼路迢遥，故纸差堪伴寂寥。纵许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束牛腰。”（《载书出关》）这些千里运来的书籍，在当时可算是弥足珍贵。纪昀同样是文学大家，他被贬谪到乌鲁木齐时一定也带来了不少书籍，因为他的阅微草堂就是他的书房，能称之为书房，必然藏有不少书籍。此外，二人在贬谪期间都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林则徐有《回疆竹枝词》，纪昀在乌鲁木齐停留了短暂的两年，作有《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等诗文集。洪亮吉只在伊犁停留了一百多天，也著有《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万里荷戈集》、《百日赐还集》等。他们的这些诗文集，都是根据当地的奇异风光和奇风异俗而进行的创作，西域的这些神奇意象丰富了他们的诗歌内容，同时也让内地的民众更加了解了西域。正是因为这些贬谪官员的努力，才加快了西域与中原融合的步伐，等到了道光时期，曾遣戍西域的史善长在目睹了那里的风情后，发出了“酒肆错茶园，不异中华里”的感叹，表明在他心目中，西域和中原的差距越来越小，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三、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助推者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译者就成为了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儒家文化传播者。有时商旅和译者的身份会有交叉，如有些商人就是一位优秀的译者，但两者也有一些不同，如有些译者具有官方性质，他们是中央朝廷的官员。无论两者身份如何，都不会影响他们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商旅。商旅可以说是最早出现在西域地区的一类人，他们也是在中原与西域道路之间最活跃的一类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开辟出了一条沟通中西的大陆桥，即丝绸之路。这些商旅们在这条中西大陆桥上输送着各国商品，也输送着各国文化。尤其是在盛唐时代，国力昌盛，经济发达，文化辐射力强大，使得各国商旅往来不断。如唐朝官员裴伷先，因罪流放北庭，经商“五年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①（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47页。在西域活跃着各地胡商，尤其是善于经商的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他们繁忙的身影。胡商中昭武九姓的康、安、曹、史、何、米等姓氏，出现过很多大商人，他们在丝绸之路上进行长途贩运，是西州市场上最活跃而富有的一个群体。如《旧唐书·西戎》所载，康国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10页。为了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唐统一西域后，丝路畅通，沿途安定，加之中央朝廷对中亚商胡采取优惠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繁荣了丝路沿线天山南北各个城镇，特别对西州、庭州、伊州等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并出现了“商胡杂居”的社会生活现象。有的胡商受到当时中原文化的吸引，世世代代便就此定居，从此融入到了中原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如有着昭武九姓血统的隋唐大臣何妥、何稠，其祖上就是西州的商豪。《隋书·何妥传》云：“何妥，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遂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③（唐）魏征，令狐德棻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9页。很明显何妥这个家族就是粟特商人，从西州到到蜀地定居，又依靠皇室而发财致富，成为富商。他的后人何稠也成为了隋唐时期的名臣。正是西域地区商业的繁荣，因而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成为了西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商贸的中心。早在公元前1世纪，地处丝绸之路必经点的龟兹就已成为东西方的商品集散地，商业贸易繁荣，“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到了唐朝开元年间，龟兹已成为了国际性商业都市。作为东西方文明融合交汇之地，龟兹文化是丰富多彩而又兼收并蓄的，希腊、伊朗、印度、波斯文化都在这里和中原文化相汇合。”④张建春：《论晋唐时期西域龟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版第3期，第87页。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长途货物运输要靠大批的人力畜力，因而就会有商队出现。如魏废帝二年（553）吐谷浑有个规模庞大的商队，内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採丝绢以万计。”（《周书·异域传》）。魏晋以后，需要经过楼兰的南道不通，而经过吐鲁番盆地的商道兴起，由此，唐时期的高昌迅速发展为商业城镇，此也是绿洲城镇发展的重要原因。除了商队，还有一种常见的商人，即官商。“在于阗语文书中，亦屡有官商出现，他们为国家府库收纳钱币，享受着与官吏同样的物质待遇。中原和西域进行的多为贡赐贸易，这本身就意味着官商占主要地位。”⑤殷晴：《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对新疆开发史上若干问题的思考》，《西域研究》2001年版第4期，第4页。无论是胡商、官商，还是商队，这些商人由于长期行走在中原与西域之间，随身都会带有译者，或者自身受到耳濡目染，也大多会说汉语，他们自身便成为了汉语的学习者，也成为了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主体。（二）译者。在唐代，西域是沟通中亚与中原的重要贸易通道，商旅往来不断，由此形成了一条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在这条繁荣的贸易之路上，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地从中原途经西域而运往中亚。这里的商人来自各个周边国家，有说粟特语的，有说汉语的，有说波斯语的等等，为了贸易上交流的方便，就出现了“译语人”，其又称为“译长”，职属于西域都护府、校尉等军政机构的通译机关，主持传译和奉使，西域各国普遍设有译长一职位。“这些译语人经常出现在军事、盟誓及互市、商贸活动等场合，由于民族语言的优势，唐代丝路地区的译语人多半由胡人担任。”①郑阿财：《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8页。《汉书·西域传》载，当时包括龟兹在内的各国都设有译长，专司翻译工作。大国（包括龟兹国）设有译长四人，小国也有一人。西域三十六国中均有译长设置。如张骞出使西域之初，“乌孙发导译送还”，车师后王听到甄奉出使西域，因来能备“导译”而惊恐万分等。可见，译者从古至今都是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元代时，一些官员为了工作和学习的需要也会学习汉语和儒家文化，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官员，通常会精通几种语言，而成为一名翻译家，在元代的西域地区就出现了很多官员兼翻译家的情况。如安藏（？—1293），全名安藏扎牙答思，字国宝，元代维吾尔族杰出的翻译家，世居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他博通儒、释两家经学，精通汉、回鹘、蒙、藏、梵等语言，因此在翰林院负责译写表章、诏令等。后国史馆成立，又参与编写国史。《秦国文靖公神道碑》载：“悉本乎孔氏，孔、释之道，克协于一……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因劝上宜亲经史，以知古今。治乱之由，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遂译《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以献上。上深纳之。”②戴良佐：《西域碑铭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除贸易沟通时的口头翻译外，基于双方交易收受凭据的需要，译语人通常也会具备文字翻译与写作能力，并担当起了法律文书的翻译者。在吐鲁番文书中，有很多是汉语与其他语种的合写的双语文书，其中最多的是粟特文与汉语的双语文书最多（约230件），是回鹘文与汉语的双语文书（约140件）居其次。可以看出当时在西域汉语除了作为官方语言广泛使用外，使用较多的是粟特语和回鹘语，这两种语言应该是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政治和贸易的交流是促进译者大量出现的重要方面，另一个是“因唐代佛经的汉译以及高僧西行求法的外语需求，许多僧人因此也成为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的主要人员；为了译经、解经，往往编纂有梵汉对照的佛教双语字书。”③郑阿财：《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8页。正是因为这些译者的出现，才使得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更加通畅，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人们的生活方面译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弘扬者佛教在我国古代是三大宗教之一，影响力仅次于儒家思想。佛教最先经西域传至内地，因此在西域佛教异常盛行。为了能够便于佛教的传播，僧人就肩负起了将梵文经书翻译成汉文的重任，由此也带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同时，文艺者，即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是儒家文化传播的弘扬者，这些西域文学家和艺术家或通过文学作品，或通过戏曲、音乐、绘画等形式来传播儒家文化。（一）僧人。僧人也是儒家文化传向西域的重要转播者。在古代由于僧人要每天诵读佛经，时而还需要抄写经文，因此大部分僧人都会识字读书，也可以称之为当时的知识份子。很多僧人还精通外语，在翻译经文的过程中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如鸠摩罗什、玄奘等。其中东晋后秦的鸠摩罗什是地道的西域僧人，他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天资聪慧，博览群书，既通汉语，又精梵文，佛学造诣极深，与玄奘、真谛并称中国佛教三大译经家，是翻译学鼻祖，语言学大师。鸠摩罗什翻译了《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众多通俗易懂的佛经，至今深受大众的喜爱，他翻译的佛经之所以如此流行，和他精通汉语又熟知中原儒家文化有重大关系，一个被翻译的词语，怎样翻译才能让大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就需要深厚的语言知识和文学文化功底。此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学追求一种含蓄美，而鸠摩罗什也采用了此种文学手法，他摒弃了直译，而改用意译，这不仅有益于帮助我们理解字句的基本意思，更有益于帮助我们清楚地理解文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思想。其次，中国儒士做学问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对著作进行注疏，借此发表自己的观点，代表者为汉儒；另一种是聚众讲学，通过言语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代表者为宋儒。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聚众讲学的儒士，孔子的教学理念是言传身教，述而不作，通过学生们的讨论来教学，鸠摩罗什基本上也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教学理念，他带领众多弟子进行佛经的翻译，很多情况下都是众僧共同研讨的结果。僧人可以传播儒家文化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敦煌的藏经洞，敦煌的藏经洞里除了大量佛经外，还发现了很多儒家经典，这足以说明僧人除了阅读佛经外，平时也偶尔会读一些儒家经典。再者，佛家寺院通常会有藏经阁，藏经阁里会珍藏许多珍贵书籍，历史上很多的文人墨客经常会在寺院归隐读书，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书籍费用昂贵，而佛寺中却有大量书籍可以免费阅读。比如南朝的刘勰曾读于南京紫金山定林寺；唐代李白曾读书于四川省大匡山的大明寺；北宋的范仲淹就曾读书于山东省邹平县的醴泉寺。西域地区是佛教最早的传入地，在唐代时佛教就已在西域盛行，因此西域出现了很多的佛僧和佛教信徒。这些佛教信徒有男有女，有官员贵族，有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是严格的僧侣，但他们也吃斋念佛，参与佛法活动，有的甚至还注经译经，亦可以称之为佛教僧徒。如元代的阿鲁浑撒里（1245—1307），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人，维吾尔族翻译家，元朝官员。自幼聪明好学，精通儒、释、百家之学。在学习佛法之时，顺便学习了汉语，便成为了一位通才。《阿鲁浑萨里神道碑》载：“公从国师巴齐玛克学浮屠法，不数月尽通其书，旁达诸国及汉语。世祖知其才，俾习汉文书，顷之遂通诸经史、百家，若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靡不精诣。”①戴良佐：《西域碑铭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身为朝廷官员，他活学活用，为官治乱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公喜怒不形于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事务，识大体。初为世家所知，而劝以治天下，必用儒术。”②戴良佐：《西域碑铭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也说明，佛教的发达在一方面也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二）文艺者。首先，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活动尤其是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在西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出现了不少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接受汉学，结交汉族文士，并用汉语文学体裁进行文学创作，来反映本民族的文化生活和内心感受，真正将汉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紧紧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元代是西域少数民族作家最为高产的一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家。据《西域少数民族诗选》统计，元代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约有五六十人以上，且他们大多有作品流传于世。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刺、乃贤、丁鹤年、薛昂夫等，他们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文学成就突出。如马祖常的散文在当时极负盛名，《元文类》选其二十一篇，数量居首。他诗歌清丽深远，世人多有传诵，著有《石田集》。萨都剌存诗七百九十八首，词十四首，散曲套数一套，著有《雁门集》。他的诗歌题材广阔，情感热烈，深刻地反映了元代腐败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穷困苦难的命运。乃贤也以诗文出名，存诗二百四十余首，著有《金台集》。他所处时代是元朝由盛转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因此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品占据大多数。他们的作品除了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相关的纪实之作，还有一些描写边塞风光的写景之作，如萨都剌早年经商和仕途更迭的经历，让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写了不少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山水诗，像《芙蓉曲》、《满江红·金陵怀古》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乃贤的一些描写塞外风光之作的诗歌，也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使人耳目一新。总之，“这些西域少致民族诗人，深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哺育和熏陶，用传统文学形式娴熟地进行创作，争奇斗艳，各逞才华，融粗犷豪放的西域精神与深邃典雅的中原文化于一体，不惟在元代诗坛上别开生面，即便在中华文化史上也映射着夺目的光彩。”①童凤畅：《元代西域少数民族汉文诗词简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8页。正如张玉声在《谈西域文学的两翼》一文中所说：“这些西域作家，既学习前辈汉族作家的创作经验，继承汉民族诗歌的光荣传统，又葆有本民族气质和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诗词散曲大都具有豪情奔放的风格，即与西北民族热情洋溢的特点相表里。②张玉声：《谈西域文学的两翼》，《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9页。如萨都剌诗风的“天马行空”，马祖常的“回薄奔腾”，乃贤的“清新俊逸”等，这些西域作家的存在，拓展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歌风格，更弘扬了传统文学在西域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其次，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艺术的表现也是文化的一种反映，艺术的传播实质上也是文化的一种传播。艺术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如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等都是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些艺术形式常常会附带着一个国家文化的印记，或者蕴藏着一个国家文化的因子。比如戏剧，它的成熟和繁荣期在元代，因此元代出现了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著名的戏剧家。他们的戏剧，很多都是现实的反映，折射出了现实中的人情冷暖和文化风俗。除了这些戏剧名家，还有一些西域少数民族散曲家，如贯云石，是西域畏兀尔族，出生在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精通汉文，是元代著名散曲家、诗人文学家。清代大文学家纪昀曾贬谪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的两年时间里，他也创作一些文学作品。1771年返京的途中，他的《乌鲁木齐杂诗·游览》其九描写了内地戏剧艺术在西域传播的情况：“玉笛银筝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春明门外梨园部，风景依稀忆旧游。”并附注：“酒楼处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③（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页。随着内地的移民不断地涌入到西域，内地的很多剧种都在西域扎下了根到了19世纪末时，西域出现了唱花鼓戏的“清华班”、唱秦腔的“新盛班”、唱河北梆子的“吉利班”等多个戏班。除唱堂会外，他们还在庙会或节日进行表演。由于受中原艺术气息的深刻影响，在西域还出现了一些造诣颇深的书画艺术家。如萨都剌，他是元代诗人、画家、书法家，祖上是西域人。萨都剌善绘画，精书法，尤善楷书。有虎卧龙跳之才，人称“燕门才子”。他的《严陵钓台图》和《梅雀》等画，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又如薛昂夫，西域人，曾师事刘辰翁，擅长篆书。这些西域书画艺术家将中原的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将西域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五、结 语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主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身份类型多样。如君主、移民、官兵、商人、译者、囚徒、僧人等，上到统治者，下到普通百姓，都是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第二，缺乏真正以传播儒家文化为主要目的的教育者。上述几种儒家文化传播的主体，他们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在西域传播儒家文化，传播儒家文化只是他们主要目的之下的附带产品。如统治者和官兵驻扎西域的首要目的是维护西域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商人和译者的首要目的是进行商品贸易；移民和囚徒前往西域是为了躲避战乱和服罪行；僧人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传播佛教思想。虽然他们的目的不一，但是为了达到他们的首要目的，传播儒家文化就成为了他们的必要手段或是无意识的一种有益行为。第三，由于他们不同的身份而导致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力不同。如官兵和移民对西域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发挥的作用最为强大，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数量相对较大，定居时间相对较长，由于共同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而更易形成一个汉民族文化圈，对西域当地的其他民族能产生持续稳定的文化影响。总之，这些不同的社会主体在儒家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政权，维护了国家统一。文化时常被统治者作为一种巩固政权的手段，从古至今皆是如此。文化的影响力是一种潜在的国家力量，它虽然不如政治力量强大，但是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次，这些儒家文化的传播者促进了西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共同的思想和文化对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巨大作用，文化认同也是一种国家认同，共同的儒家文化让西域地区更具有民族向心力。最后，这些传播儒家文化的主体活跃了西域的经济，促进了西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官兵和移民的屯田活动，大批商人在西域地区的贸易交换，被贬官员对西域地区的治理，这些行为极大地促进了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了西域与中原的差距。因此，这些人既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者，也是西域地区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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