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主体之探析(6)

此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学追求一种含蓄美，而鸠摩罗什也采用了此种文学手法，他摒弃了直译，而改用意译，这不仅有益于帮助我们理解字句的基本意思，更有益于帮助我们清楚地理解文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思想。其次，中国儒士做学问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对著作进行注疏，借此发表自己的观点，代表者为汉儒；另一种是聚众讲学，通过言语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代表者为宋儒。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聚众讲学的儒士，孔子的教学理念是言传身教，述而不作，通过学生们的讨论来教学，鸠摩罗什基本上也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教学理念，他带领众多弟子进行佛经的翻译，很多情况下都是众僧共同研讨的结果。

僧人可以传播儒家文化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敦煌的藏经洞，敦煌的藏经洞里除了大量佛经外，还发现了很多儒家经典，这足以说明僧人除了阅读佛经外，平时也偶尔会读一些儒家经典。再者，佛家寺院通常会有藏经阁，藏经阁里会珍藏许多珍贵书籍，历史上很多的文人墨客经常会在寺院归隐读书，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书籍费用昂贵，而佛寺中却有大量书籍可以免费阅读。比如南朝的刘勰曾读于南京紫金山定林寺；唐代李白曾读书于四川省大匡山的大明寺；北宋的范仲淹就曾读书于山东省邹平县的醴泉寺。

西域地区是佛教最早的传入地，在唐代时佛教就已在西域盛行，因此西域出现了很多的佛僧和佛教信徒。这些佛教信徒有男有女，有官员贵族，有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是严格的僧侣，但他们也吃斋念佛，参与佛法活动，有的甚至还注经译经，亦可以称之为佛教僧徒。如元代的阿鲁浑撒里（1245—1307），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人，维吾尔族翻译家，元朝官员。自幼聪明好学，精通儒、释、百家之学。在学习佛法之时，顺便学习了汉语，便成为了一位通才。《阿鲁浑萨里神道碑》载：“公从国师巴齐玛克学浮屠法，不数月尽通其书，旁达诸国及汉语。世祖知其才，俾习汉文书，顷之遂通诸经史、百家，若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靡不精诣。”①戴良佐：《西域碑铭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身为朝廷官员，他活学活用，为官治乱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公喜怒不形于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事务，识大体。初为世家所知，而劝以治天下，必用儒术。”②戴良佐：《西域碑铭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此也说明，佛教的发达在一方面也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发展。

（二）文艺者。首先，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活动尤其是文学创作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在西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出现了不少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接受汉学，结交汉族文士，并用汉语文学体裁进行文学创作，来反映本民族的文化生活和内心感受，真正将汉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紧紧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元代是西域少数民族作家最为高产的一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家。据《西域少数民族诗选》统计，元代西域少数民族诗人约有五六十人以上，且他们大多有作品流传于世。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刺、乃贤、丁鹤年、薛昂夫等，他们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文学成就突出。如马祖常的散文在当时极负盛名，《元文类》选其二十一篇，数量居首。他诗歌清丽深远，世人多有传诵，著有《石田集》。萨都剌存诗七百九十八首，词十四首，散曲套数一套，著有《雁门集》。他的诗歌题材广阔，情感热烈，深刻地反映了元代腐败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穷困苦难的命运。乃贤也以诗文出名，存诗二百四十余首，著有《金台集》。他所处时代是元朝由盛转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因此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品占据大多数。

他们的作品除了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相关的纪实之作，还有一些描写边塞风光的写景之作，如萨都剌早年经商和仕途更迭的经历，让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写了不少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山水诗，像《芙蓉曲》、《满江红·金陵怀古》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乃贤的一些描写塞外风光之作的诗歌，也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使人耳目一新。总之，“这些西域少致民族诗人，深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哺育和熏陶，用传统文学形式娴熟地进行创作，争奇斗艳，各逞才华，融粗犷豪放的西域精神与深邃典雅的中原文化于一体，不惟在元代诗坛上别开生面，即便在中华文化史上也映射着夺目的光彩。”①童凤畅：《元代西域少数民族汉文诗词简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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