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主体之探析(5)

无论是胡商、官商，还是商队，这些商人由于长期行走在中原与西域之间，随身都会带有译者，或者自身受到耳濡目染，也大多会说汉语，他们自身便成为了汉语的学习者，也成为了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主体。

（二）译者。在唐代，西域是沟通中亚与中原的重要贸易通道，商旅往来不断，由此形成了一条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在这条繁荣的贸易之路上，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源源不断地从中原途经西域而运往中亚。这里的商人来自各个周边国家，有说粟特语的，有说汉语的，有说波斯语的等等，为了贸易上交流的方便，就出现了“译语人”，其又称为“译长”，职属于西域都护府、校尉等军政机构的通译机关，主持传译和奉使，西域各国普遍设有译长一职位。“这些译语人经常出现在军事、盟誓及互市、商贸活动等场合，由于民族语言的优势，唐代丝路地区的译语人多半由胡人担任。”①郑阿财：《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8页。

《汉书·西域传》载，当时包括龟兹在内的各国都设有译长，专司翻译工作。大国（包括龟兹国）设有译长四人，小国也有一人。西域三十六国中均有译长设置。如张骞出使西域之初，“乌孙发导译送还”，车师后王听到甄奉出使西域，因来能备“导译”而惊恐万分等。可见，译者从古至今都是西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

元代时，一些官员为了工作和学习的需要也会学习汉语和儒家文化，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官员，通常会精通几种语言，而成为一名翻译家，在元代的西域地区就出现了很多官员兼翻译家的情况。如安藏（？—1293），全名安藏扎牙答思，字国宝，元代维吾尔族杰出的翻译家，世居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他博通儒、释两家经学，精通汉、回鹘、蒙、藏、梵等语言，因此在翰林院负责译写表章、诏令等。后国史馆成立，又参与编写国史。《秦国文靖公神道碑》载：“悉本乎孔氏，孔、释之道，克协于一……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因劝上宜亲经史，以知古今。治乱之由，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遂译《尚书·无逸篇》、《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以献上。上深纳之。”②戴良佐：《西域碑铭录》，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

除贸易沟通时的口头翻译外，基于双方交易收受凭据的需要，译语人通常也会具备文字翻译与写作能力，并担当起了法律文书的翻译者。在吐鲁番文书中，有很多是汉语与其他语种的合写的双语文书，其中最多的是粟特文与汉语的双语文书最多（约230件），是回鹘文与汉语的双语文书（约140件）居其次。可以看出当时在西域汉语除了作为官方语言广泛使用外，使用较多的是粟特语和回鹘语，这两种语言应该是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

政治和贸易的交流是促进译者大量出现的重要方面，另一个是“因唐代佛经的汉译以及高僧西行求法的外语需求，许多僧人因此也成为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的主要人员；为了译经、解经，往往编纂有梵汉对照的佛教双语字书。”③郑阿财：《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8页。正是因为这些译者的出现，才使得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更加通畅，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人们的生活方面译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弘扬者

佛教在我国古代是三大宗教之一，影响力仅次于儒家思想。佛教最先经西域传至内地，因此在西域佛教异常盛行。为了能够便于佛教的传播，僧人就肩负起了将梵文经书翻译成汉文的重任，由此也带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同时，文艺者，即文学家和艺术家，也是儒家文化传播的弘扬者，这些西域文学家和艺术家或通过文学作品，或通过戏曲、音乐、绘画等形式来传播儒家文化。

（一）僧人。僧人也是儒家文化传向西域的重要转播者。在古代由于僧人要每天诵读佛经，时而还需要抄写经文，因此大部分僧人都会识字读书，也可以称之为当时的知识份子。很多僧人还精通外语，在翻译经文的过程中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翻译家，如鸠摩罗什、玄奘等。

其中东晋后秦的鸠摩罗什是地道的西域僧人，他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天资聪慧，博览群书，既通汉语，又精梵文，佛学造诣极深，与玄奘、真谛并称中国佛教三大译经家，是翻译学鼻祖，语言学大师。鸠摩罗什翻译了《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众多通俗易懂的佛经，至今深受大众的喜爱，他翻译的佛经之所以如此流行，和他精通汉语又熟知中原儒家文化有重大关系，一个被翻译的词语，怎样翻译才能让大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就需要深厚的语言知识和文学文化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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