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主体之探析(3)

魏晋以来，由于中原战乱不断，中原汉民大批迁往河西和高昌一带，并与汉晋屯田士卒的后裔聚居居住。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大批汉民为逃避剥削和压迫及战乱而流散到高昌等西域地区。“高昌为多民族地区，有汉代以来陆续迁入的汉族移民万户以上，还有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居民。自高昌以西诸城邦居民大多为深目高鼻者，而高昌有的居民‘面貌类高骊’，不似胡人。可能是长期杂居融合的结果。”④杜倩萍：《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西域研究》，2014年版第3期，第107页。可见每当中原战乱时期，西域就会形成一个移民高峰期。同时西域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不同民族之间长期的居住和融合，再加之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自然会造成人们相貌上的变化。

国家政策上的鼓励，也会造成移民潮。在西汉时，中央朝廷就已经开始在西域进行屯田政策，为鼓励百姓西迁，朝廷还提供迁徙的交通工具，及屯田的粮种和劳动工具。到了东汉，汉明帝非常重视西域屯田，在金和柳中城（今鄯善鲁克沁）和满城（今吉木萨尔）也进行了屯田，“屯各置数百人”，如在楼兰，屯田人数多达千人。在唐朝时，除了民屯，兵屯占据主要地位。伊州、西州与庭州地处西域出入中原的门户，是控制丝绸之路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三州成为唐代实行屯田的首要阵地。此外，龟兹、于阗、碎叶也是唐朝在西域屯田的重镇，如在碎叶，屯军达一万多人，屯田有十屯左右。

这些从中原迁徙到西域的中原百姓和官兵，通常都不是单个人的迁徙，大部分都是拖家带口，有的甚至是一个家族的移民。迁移具有长期性，一场战争的结束最短也需要几年，屯田的百姓几乎也不可能是短期的，即使战争结束了，屯田期到了，很多移民也已经适应了西域的生活，大多会留在此地，不想再回到中原。他们的迁移活动，必然会带去中原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使之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主体。

（二）囚徒。西域作为我国的西部边陲之地，隔壁荒漠，人烟稀少，相对于中原自然环境尤其恶劣，由此这里历代也就成为了囚徒们的流放之地。这些囚徒流放于此，并不是孤苦无依，按照法律规定，通常要带上家眷，这既可以说是一种连带惩罚，也可以说是一种断绝流放者因思乡而逃跑的方法。如《唐律疏议·名例律》载：“诸犯流应配者，三流俱役一年，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①（唐）长孙无忌撰：《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6-67页。正因为上述原因，很多囚犯就成为了这里的定居者，或者是成为了戍边者。如史书载：“贞观十六年正月乙丑（九日），唐遣使安抚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听自首以应募。同月辛未（十五日），诏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为户；流人未达前所者，徙防西州。”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页。清人的一首诗歌说道：“伊犁城在西北极，比似炎徼更辽僻。乌孙故地毡裘乡，睢呿何曾读仓颉。近年始入坤舆图，去者无非罪人谪。”③（清）赵翼撰，李学颖，曹光甫点校：《欧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在两汉时期，在西域生活的除了当地胡人，很大一部分是被匈奴掠夺过来的奴隶，“匈奴人从中原地区掳掠来的大量汉族奴隶，据统计总数不少于10万人。这些人中也有不少人因故亡走西域，留居于此，那时西域一直是匈奴的后方基地之一。其次是投降匈奴的汉族文官武将，他们中间也有着不少人被匈奴人打发到了西域，匈奴人对投降过去的汉族文官武将并不歧视，通常会让他们放开手脚去为匈奴统治集团服务。”④任克良：《浅谈龟兹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基因》，《新疆地方志》2008年版第1期，第45页。这些被匈奴抓来的官员和奴隶，成为了历史上最早大批进入到西域的移民。

历代被贬到西域的官员源源不断，就拿最近的清朝官员来说，如纪昀、林则徐、洪亮吉等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朝廷重臣，拥有超前的思想和卓越的治国才能。贬谪到西域后，为当地做出了卓越贡献，促进了西域政治的稳定，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如纪昀和林则徐被贬到西域后，两人都大兴水利，开垦屯田，为当地百姓造福，使荒漠隔壁变成了果园农田，维护了边疆的和谐统一。同时，被贬谪的官员中，他们大多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到来时总会携书千卷，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当地的风土民俗进行文学创作，在这一过程中，则就是中原儒家文化向西域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也是西域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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