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主体之探析(2)

屯田制度，最早出现在汉武帝刘彻时期，那时朝廷就已经在西域设置有校尉（军事政治机构），驻扎有少量的军队，在渠犁（今尉犁）一带已经进行了屯田的活动。之后主管粮草的官员桑弘羊建议汉武帝应该加大这种官兵屯田力度，于是大批汉族官兵来到了西域，开始屯田生活，在带去先进的劳动技术的同时，也带去了先进的儒家文化。魏晋时期的西域屯田，西域少数民族多参与其中。“如在楼兰的兵屯人员中既有大量来自内地的士卒，也有‘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和‘支胡管支’等来自月氏的胡人，还有‘兵胡虎’、兵胡金’、‘兵胡秋儿’和‘兵胡腾宁’等西域其他少数民族。至于高昌民屯中的西域胡人则更是难以数计。”①王欣：《魏晋西域屯田的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版第4期，第43页。魏晋时期在西域的兵屯由于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其中，极大地促进了西域局部地区少数民族的融合。到了唐代，明确地记载驻兵数字是“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唐朝在西域境内驻兵4.4万人。其中，安西节度使驻龟兹境内，管戍兵2.4万人，焉耆、于阗、疏勒等都是驻兵重地。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管兵2万人，分别驻扎在北庭府城、天山军和伊吾军。”②朱丽娜：《唐代开元年间西域屯垦经济效益探微》，《石河子大学学报》，2013年版第6期，第20页。

清代时，屯田制度更加多样化，除了军屯、民屯，还有犯屯、商屯、旗屯、回屯等类型。屯田的规模逐步扩大，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清代新疆屯田亩数至1840年为300万亩，屯田人员多达12.76万人。”③方英楷：《新疆屯垦史》，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9页。据有关学者研究，清代屯田主要集中在北疆，如哈密、乌鲁木齐、博尔塔拉、伊犁等地。清代以前，屯田者几乎是来自内地的汉族，清代时朝廷从内地抽调了满、汉、回、锡伯、蒙古、达斡尔等各族官兵携带家眷来到西域长期驻防屯田。其中回屯已具有相当规模，“至道光二十年（1840），伊犁屯田的维吾尔族增至1.19万户，垦田35万余亩。①杜倩萍：《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西域研究》，2014年版第3期，第106页。这种范围广、周期长、人数多、种类全的屯田制度，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大开发，而且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推动了民族间的融合。

历史上，除了驻守西域的官兵，还有一些反叛的将领从另一种角度看也成为了中原文化的传播者。他们挟持汉族戍卒和随军家属叛逃西域，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一种另类的人口迁移现象。如汉朝叛将陈良等就曾掳掠汉朝吏士男女二千余人逃入匈奴，“新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侯任商等人见西域诸国纷纷背叛汉朝投降匈奴，又闻匈奴欲大规模进攻汉军驻地。他们惧怕战死，便阴谋劫略吏卒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刁护。此次兵变，陈良等人挟持戊己校尉吏士男女共二千余人逃入匈奴。”②陈跃：《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石河子大学学报》，2014年版第1期，第121页。

不难想象，这些叛将肯定不会再回到中原，大多数情况下就世世代代留在了西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必然成为了西域本地人，于是客观上也成为了带去中原儒家文化的一个传播者。

二、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发展者

在儒家文化向西域传播的过程中，大批涌入的移民和因罪发配而来囚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中坚力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他们数量巨大，另一个是他们在西域长期定居，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儒家文化传播的群体。

（一）移民。移民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社会群体，尤其是社会动乱时期，移民大量涌现。促使移民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战争，第二是政策，前者是因为战乱导致大批民众被迫的迁徙，后者是大批民众为响应国家屯垦戍边的政策而自愿的迁徙。

西域虽地处偏远，但有肥沃的绿洲，适宜人们耕种繁衍，因此每当中原战乱之时，这里便成为了避难者最为理想的迁徙之地。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和西晋永嘉之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移民，这些移民一支流散到长江流域，另一支就迁徙到了敦煌，远到吐鲁番区域。在这些移民中，除了贫穷的百姓之外，不乏氏族大家，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就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儒家文化，使儒家文化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史学家陈寅恪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难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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