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论略

李军（1977-），男，甘肃静宁人，博士，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小说、辞赋文献；

隆滟（1974-），女，甘肃武威人，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俗文化。

清代嘉道之际的著名学者徐松（1781-1848），于嘉庆十七年（1812）因罪而被遣戍伊犁，是为“星伯学案”。“星伯学案”为徐松人生之大不幸，但却是成就其学术辉煌的天赐良机。在前后长达九个年头的遣戍期间，徐松得以驱驰万里，遍历新疆，撰成了被称为“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对此，徐松好友张琦在《汉书西域传补注》序言中评价说：“星伯非亲历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风土，亦不能考证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则星伯之谪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

《汉书西域传补注》共二卷，为徐松校补班固《汉书·西域传》的力作[1]，其价值极高，分量千钧。但在当今学术界，相关的研究却颇显寥落，仅有朱玉麒先生进行过初步整理[2]383-514。

在正史中，西域研究之发端，当为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3]3157-3180后来，班固《汉书·西域传》继踵，采录旧文，益以城郭诸国，为后世了解和研究西域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4]3871-3932然而，也正如张琦所云：“夫读《汉书》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书。”也就是说，向来读《汉书·西域传》者，不一定能够亲至西域；而能够亲至西域的，也不一定具备著书立说的资质。也由此，造成了后人在研读《汉书·西域传》时，经常碰到重重障碍，尤其是其中的地名、人名、地理方位、道里远近等。而徐松作为学养深厚的学者，又具备了“亲历新疆南北路”的客观条件，从而在其扎实的考据学功力基础上，加以实地目验，遂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真可谓“天下后世读《汉书》者之厚幸也”！

一、《汉书西域传补注》的主要版本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版本极其繁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其流传之广泛、价值之重要。据笔者初步统计，并参以朱玉麒先生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可知大略有以下主要版本：

初稿。今已不见传本。据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云：“嘉庆丁丑岁（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由此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的初稿，应撰成于1817年或之前。而据笔者考证，《新疆赋》初稿撰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其间就多次引用《汉书西域传补注》。据此则又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亦当撰成于嘉庆二十年，并先于《新疆赋》。

稿本。据朱玉麒先生在其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的介绍可知，《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稿本见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二册，三十四页。其中间有徐松亲笔校勘字迹，当系归京后誊清之手定底稿本，有“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常熟翁同龢藏本”、“北京图书馆藏”印。该书署名作“大兴徐松学”，后来之刻本从之，是为付梓之底本。

刻本和印本。最早由张琦于道光九年（1829）序刻，后据以石印、影印、翻刻者甚夥，计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钱熙祚辑《指海》丛书本（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光绪五年（1879）王灏辑《畿辅丛书》本、光绪六年（1880）章寿康辑《式训堂丛书初集》本、光绪十九年（1893）宝善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年（1894）广雅书局《广雅书局丛书》本（民国九年番禺徐绍棨汇编重印）、光绪三十年（1904）孙谿朱氏槐庐家塾朱记荣《校经山房丛书》汇编重印本、光绪间上海鸿文书局《西域四种》石印本等。此外，还有以“大兴徐氏三种”名义印行者。而今本，又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本、《二十五史三编》本、《二十四史订补》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等。

二、《汉书西域传补注》的主要内容

《汉书西域传补注》分上下二卷，分别针对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九十六下的《西域传》全文及颜师古注，而逐字逐句细致展开校补。徐松的补注，包括了对地名的考证，尤其是侧重于地名来源，并随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今证古；还有历史人物、事件和时间的考证和补充，极大地丰富了《汉书·西域传》的史料；此外还涉及西域的职官、风俗、山川、地界、城建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正是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才使得《汉书·西域传》更为丰富、精彩。其补注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708/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