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论略(3)

五是增删脱衍。在《汉书·西域传》乃至颜师古注中，由于当时所记及后世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衍文、脱文等现象，屡见不鲜，而非细心研读又不易发现。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进行了精心校勘，增加其脱文，删略其衍文，从而使其行文更为严密和通顺。比如《汉书·西域传》在记述蒲昌海（今罗布泊）时云“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徐松敏锐地发现这里有重要的脱文现象，认为“三”字前脱“千”字，并且进行了细致考证：

玉门、阳关在今色尔腾海之东，罗布淖尔在今吐鲁番城西南。自色尔腾海西北至罗布淖尔，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按，《水经注》云：“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东去玉门、阳关千三百余里。”是《汉书》传写，夺“千”宇。王怀祖先生曰“《汉纪·孝武纪》作‘去阳关三千余里’”，即“千三百余里”之误。郭璞《西山经注》及《尔雅音义》引《汉书》，皆无“千”字，盖后人据《汉书》删之也。

再如《汉书·西域传》在叙述汉宣帝于甘露三年（前51年）迎归解忧公主时，云“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这里，极易为人所疏忽的是衍文“乌”字。因为故事发生在汉和乌孙之间，若不细心，则往往会容易忽略这一错误。然而徐松的精细是，确实是令人惊叹的：据下文言曰“孙三人”，此处衍“乌”字。原来，《汉书》后文明显记载云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

徐松在这方面的考证，无疑是真知灼见，且援古证今，前后参照，令人信服。而对这些随处可见的脱衍舛误，在今天中华书局版乃至其他版本的《汉书》中，仍未得到纠正，实为可惜。

六是疏通文意。《汉书·西域传》的行文，言简意赅，自有优点。但是，很多时候也存在过度简略之处，加之有些地方文意不够连贯，跳跃性极大，从而造成了文意的不通。对此，徐松也是力所能及地进行疏通。如《汉书·西域传》在介绍汉武帝征伐西域、建郡屯田时，插入“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一语。但此事，实际上是发生在汉昭帝时，所以徐松补注云：“此据昭帝时言之。”再如，《汉书·西域传》在叙述王莽篡位后云：“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这里在文意上就很容易产生紊乱，“建国二年”是说王莽建立新朝的第二年吗？实则不然。只要细心就会发现，这里的“建国”正如徐松所云，当作“始建国”，乃是王莽的第一个年号，即公元10年。如此，则文意方能通顺，读者也就不致困惑。

当然，关于《汉书西域传补注》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归纳，还只是笔者初步性的概括，而其丰富和详细的具体补注内容，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去挖掘、整理并加以参考、利用。

三、《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特色与价值

包括《汉书西域传补注》在内的“西域三种”乃至清代西域研究的出现和兴起，有着深广的时代背景。自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清王朝就对包括西域在内的边疆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进行笼络、收复、统一。而其中的西域，历经康、雍、乾三朝，费时六十余载，终于平定了，从而使得“新疆”地区重归大统一的版图。[7]59随后，对包括西域在内的边疆地区施行开发，也就成为清代边疆政策的特色。[8]268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之下，西域的社会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自上而下也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边疆意识。同时，由于徐松等文人学者、各级官吏的遣戍经历，更使得西域研究成为一时的风气，成为学术的前沿，由此掀起了西北史地学研究的高潮。早在徐松之前，就有官修的《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新疆回部志》等，还有梁汾的《西陲今略》、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等，再如祁韵士的《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而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也是应运而生，为众多西域研究学者及成果之一，尤其是贯穿于其中的实地考察的治学路径，更是备受推崇和瞩目。

综观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其特色与价值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是实地考察与考据学的完美结合。徐松遍历天山南北的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由于西域地处边疆，道里辽远，甚至是舟车不通，加之其独特的民族、语言，乃至文献典籍的极度匮乏，要对其进行研究，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徐松好友龙万育在《西域水道记》序言中，就曾提到徐松的感叹：“志西域水道，难于中夏者三。一日穷边绝徼，舟车不通；二日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三日书缺有间，文献无征。”而徐松在其深厚的考据学基础上，加之以难得的亲历机遇，使得种种困难，迎刃而解，并将实地考察与考据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遂使《汉书西域传补注》这一巨著横空出世，无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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