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论略(2)

一是补充原文。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也是《汉书西域传补注》最细致、最繁复的内容。兹仅举一例，可概知其余。如《汉书·西域传》在介绍西域诸国时，只是笼统而言“本三十六国”；同时，《汉书·匈奴传》在介绍西域都护职能时，亦仅云“都护三十六国”。但是，西域之三十六国究竟具体指的是哪些国家，在徐松之前，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还不乏互相抵牾之处。而徐松在系统考证的基础上指出，“三十六国”分别为：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秅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

这就将《汉书·西域传》中原本极其简略的叙述，补充得十分完整和清晰。然而，徐松的这一成果，显然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注意，比如作为“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之一的《西域通史》，就针对《汉书·匈奴传》“都护三十六国”之语武断而言：“这里的‘三十六国’泛指西域诸国，并不是说西域都护治下的西域国家共36个。”[5]60笔者认为，《汉书》之《匈奴传》与《西域传》中，均不约而同地一致提到“三十六国”，绝不会是班固的笼统之言，而是正如徐松所云“此本其初言之”。后来，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置和西域诸国的分合，遂又成为“五十余国”。可见，在《汉书·西域传》中，很多地方的叙述极为简略，造成了后世读者极大的阅读和研究障碍，而徐松的补注，则为读者补充了大量的相关信息，内容更为详细、充实，对今天研读《汉书·西域传》大有裨益。

二是改正误字。《汉书·西域传》中的误字颇多，而徐松花费大量精力，尽可能地一一予以改正。这方面的例子，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随处可见，兹举一例，以明其概。如《汉书·西域传》在记述文景之世盛况时云：“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这里，“犀布”一词令人费解，而对照“瑇瑁”，应该指的是同类东西。徐松在补注中，据时人王念孙（1744-1832）的观点，认为“布”当为“象”，因为“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且“《汉纪》、《通电》引并作‘犀象’”。这样一来，“犀象”、“瑇瑁”很自然就对应了，文意也随之豁然开朗。另外，这里的“七郡”实际上也很有问题，徐松以其博闻强记和精心细致，援引《武帝纪》、《地理志》等证明，此处“七”当为“九”：

建珠崖七郡，《汉纪》作“开犍为、朱崖七郡”。按，《武帝纪》及《地理志》：“元鼎六年，定越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元帝时，始弃珠厓、儋耳两郡，则“七郡”当作“九郡”，《汉纪》数犍为者，亦非。

可见，徐松的考据，是充分建立在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之上的，同时又能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而这也正是他能够取得学术辉煌的重要因素。

三是订正字音。在《汉书·西域传》中，生僻字、多音字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些人名、地名、国名等等。因而，对字音的订正，自然也就成为历来注解和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徐松也是如此。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兹不赘述。

四是纠正误说。班固在撰写《汉书·西域传》时，就已经是误说频出；而颜师古之注，也并不详尽，甚至不乏沿误之处。如此，遂导致后世的一再沿误，正如徐世昌在《大清畿辅先哲传》中所云：“尝以班固作《西域传》，颜师古注未能赅备，而后之考西域者，多未亲历其地，耳食相袭，讹误滋多。”[6]2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徐松充分利用难得的实地考察机会，溯本探源，对相关误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证和澄清。比如《大清畿辅先哲传》中所列几例，就很具有代表性：

《传》言西域三十六国，荀悦所纪与《汉书》异，松则据班氏以驳荀之误；《传》言南北火山，颜氏不加诠释，松则据《通鉴》注以正颜注之疏；《传》言河有两源，松则证以今地，知河有三源，出葱岭者二，出于阗者一；《传》言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松则据《隋书·裴榘传》，知汉时两道皆在山南，山北为匈奴，故无道，至隋有山南两道，又增山北一道，汉之南道，隋之中道，今亦谓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汉之北道，今亦谓之北道，往乌鲁木齐、伊犁者由之。

由此可见，徐松的考证，充分体现了“援古证今”的学术路径和“详为考订”的学术精神，匡正《汉书·西域传》乃至颜师古注的谬误之处，极具参考价值。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708/8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