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域僧入魏与北魏佛教的发展演变及影响(4)

对于北魏来讲，鲜卑统治者的佛教化和汉化及佛教自身的中国化（更确切说是在中国北方的中国化）是融合在一起的。鲜卑统治者以异族入据中原，要面对中原汉地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学习其先进和有利于己的成分以维护统治，由此置身于汉化的历史进程中。佛教自然也是上述存在之一，但问题是佛教作为一种传自天竺、西域的外来宗教，彼时其自身也处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融合之中。鲜卑统治者选择佛教作为精神工具，通过开窟、建寺、造像等方式，实现帝、佛合一，君权佛授，其中虽有太武灭佛这样的反复，但大趋势未曾改变，太武帝死后佛教很快恢复并更加炽盛。至北魏中后期对佛教的这种信仰由上及下，向王侯贵族甚至全体鲜卑、汉国民蔓延，北魏中后期云冈石窟出现的大量中小龛窟、低阶官员甚至平民窟主即是明证，《洛阳伽蓝记》也说“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从这点上说，北魏时期鲜卑统治者是逐步佛教化—即无分上下几乎全体信仰佛教的。

同时，鲜卑人也是逐渐汉化的，这一趋势从北魏立国之时即已肇始，至孝文改制达到高潮。其汉化亦在佛教化中有迹可征，从佛像的袒右肩、袒露上身、通肩大衣或斜披式僧衣，到北魏中后期的褒衣博带式僧衣，从云冈石窟上反映的早期世俗供养人的典型鲜卑式风帽、上褶下袴、紧窄衣袖、交领左衽、脚踏革靴，到孝文帝迁洛后龙门石窟宾阳三洞及帝后礼佛图中所见的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脚蹬笏头履的汉式贵族形象等均可明见这一历程。而基于鲜卑统治者的佛化和汉化轨迹，佛教在中国北方也在进行着富于自身特色的本土化与中国化。这种本土化与中国化，不是佛教被动地被并吞于中原固有文化之中，而是二者碰撞交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世，中原文化吸收佛教的因素充实自身，佛教为这种新的中原文化打上了自己深深的烙印。其具体表现首先是以建窟造像为代表的佛像崇拜和艺术在中原的全面铺开。北魏之前，石窟造像仅在鄯善、龟兹等西域地区和凉州地区存在，北魏一朝石窟造像东进南下，在秦陇、晋豫地区全面开花，成为中原司空见惯的日常存在，甚至渡过长江，影响所及亦至南朝，其造像形式也逐步由西域、异域式至中原、汉式。另据杨俊芳研究，魏晋之前中原并无活人塑像的先例，因佛教造像中供养人的出现，鲜卑人革故鼎新，堂而皇之地将自身形象塑造于窟龛之上，这种做法在北魏中后期直至隋唐大行其道，成为中原文化新的因子。再加之北魏佛像的“佛如帝身”特色，如追根溯源，可以穷究至西域犍陀罗佛教所承载的古希腊“人神合一”特征，从这点上说，这是西方文化、天竺文化、鲜卑文化及中原文化融合杂糅的结果。[11]其次，北魏及同时的南朝各代境内不断有高僧如昙曜、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跋陀罗、真谛等组织译经，佛教的大量经律论由梵语至华言，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加之南北佛教信仰的炽盛，其诸多核心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并与儒、道等两家争论与融会，从这时起，“三教一致”与三教并用思想即已兴起。另外，传法僧侣也逐渐改变前代西域僧为主的情况，以中原汉僧占大多数，佛教从经教、义理上也逐步中国化。再次，北魏佛教“佛帝合一”及强烈的国家经营色彩为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东西魏及隋唐时期，帝王贵族至平民百姓为求功德捐资造像者不可胜数，龙门石窟中的万佛洞即是为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做功德而建，卢舍那大佛传说是按武则天的形象而雕制。更重要的是，自北魏法果、师贤提倡“帝王即佛”后，皇权与佛教教权的鸿沟得以消弭，“沙门”与“王者”相互依附与利用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世俗政权需要佛教以维护统治，佛教将统治者描绘成“佛心天子”、“弥勒转世”，以求得政权的支持，光大教门。

（四）北魏僧西游求法及经教西传 北魏西域僧入华开窟造像、译经传法，客观上也促使了北魏本土僧人效法法显等先贤，不惧路途艰险，西行求法，宋云和惠生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宋云，敦煌人，为侍奉太后的主衣子统，神龟元年（518）十一月胡太后派遣其和沙门惠生、法力等赴西域求法。其一行从洛阳出发，经吐谷浑、鄯善、左末城（今新疆且末）、捍窭城、于阗，先后至朱驹波国（今新疆叶城县）、汉盘陀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钵和国（今阿富汗东北）、嚈哒国（今阿富汗境内）、波知国、赊弥国（今巴基斯坦之契特拉）、乌场国（今巴基斯坦西北）。宋云、惠生等在乌场国居留二年左右，并向乌场国王传讲中国历史文化，“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陀治病，左慈方术”，引起乌场国王的倾慕，“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10](P201)此后宋云、惠生等在天竺广历多方，又至乾陀罗国（即犍陀罗）、佛沙伏城等地礼拜佛迹，正光二年（521）宋云、惠生一生始归国，带回大乘经典170 余部。宋云、惠生西游，是继法显西行之后东土僧人往西域天竺交流求法的又一壮举，在其留下的行纪中对所经诸国的政治状况、风土人情、地理物产、宗教信仰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他们涉流沙戈壁、越高山险阻，传播中华文化，学习西域佛法，带回大乘经典，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中西宗教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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