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域僧入魏与北魏佛教的发展演变及影响(3)

上述所列仅为名隆德卓、贡献高巨者，实际上北魏西域僧数量庞大，凉州平定后“沙门佛事皆俱东”，必然包括大量西域僧人，至宣武帝时仅永宁寺就有“七百梵僧”，[6](P839)西域僧的总数可想而知。

三、西域僧与北魏佛教

如前所述，北魏的佛教主要源流来自凉州，凉州平定后“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包括师贤、昙曜、玄高、惠始在内的一批凉州胡汉僧人纷纷来到北魏，凉州与西域交通的畅达也为日后菩提留支、勒那摩提等西域僧人的入魏铺平了道路。这些一时的高僧硕德在北魏进行译经演教、造窟雕像、接引后学等活动，他们的活动和作为塑造了北朝佛教的基本特色，对后世佛教的发展走向亦具有深远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域僧与北魏石窟造像 北魏平定凉州后，不仅有大量凉州胡汉僧人赴魏，且太平真君七年（446）又强徙长安工匠二千家于京师，日后开凿云冈石窟的基本力量即来自凉州的工匠。文成帝时期又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1](P3036)可见其所带来的佛造像精巧绝伦，受到北魏上下的推崇赞叹。如此一来，北魏早期石窟造像就顺理成章地表现出了大量西域特征。如昙曜所主持开凿的昙曜五窟，其内主佛像皆深目高鼻，上身内着僧祇支，外袒右肩或着大衣，菩萨坦上身或斜披络腋，头戴宝冠，胸佩项圈、璎珞，腕饰臂钏，衣纹厚重，即唐初道宣律师所谓“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相”，[7]可见这显然受到了较多凉州造像艺术的影响，且保存了较多犍陀罗和笈多佛教造像的因素。[8](P719-720)

莫高窟造像亦是如此，北魏中期（约465—500）所开凿的石窟，窟中佛、菩萨造像面相均呈长、圆形，佛像服装有袒右、通肩和双领下垂式，菩萨服装以裙披式为主，故事画作中的人物多着西域装和菩萨装，甚少见中原汉式服装，且采用凹凸晕染法以形成立体感，这些均是典型的西域佛教艺术手法。除佛菩萨造像外，供养人与伎乐的形象亦有浓重的西域特色，云冈石窟第五、六窟（约凿于465—494年）中经常出现高鼻深目、头发卷曲且穿交领衣、足蹬靴的胡相供养人。伎乐更是如此，无论是云冈石窟还是莫高窟，内中的伎乐莫不坦胸露腹，裸露臂膀，满身璎珞，衣饰华丽，这明显是典型的印度服饰特色，不是崇尚儒家伦理的中原王朝的产物。所有这些均与凉州平定后西域僧大量进入北魏并主持造像开窟工程具有直接关系，直到孝文帝首都迁洛并实行大规模的汉化改革前后，以云冈石窟第5、6 窟为例，佛像已穿上汉式褒衣博带服装，供养人也开始身穿中原贵族常服，石窟艺术逐步中国化。

（二）西域僧与北朝佛教重福德特征的确定 东晋时期，慧远坚称“沙门不敬王者”，并作洋洒的长文以佐证之时，北魏的法果和师贤却在高唱“拜皇帝即是拜如来”。师贤和昙曜所主持的雕造佛像也是以皇帝的形象为蓝本，文成帝之后北魏朝廷不仅大力支持寺院经济，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工程也是国家行为。可以说，北魏的佛教从一开始就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带有强烈的国家经营色彩，或者说是秉持凉州佛教特色和传统的胡汉僧侣与北魏中央政权间互为所用，各取其需。前者以信仰支持政权以获取佛教的隆盛，鲜卑统治者以所谓“蛮夷”而入主中原，通过佛教来抬高其自身地位，以从精神上驾驭和统治其治下的胡汉民众。这直接导致南北朝时期南北佛教间呈现出迥异的特色，简单说来即南朝义学风盛，“重清谈雅论，剖析玄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9](P404)而北朝重在建功德。孝文帝时北朝佛教义学亦有所兴，“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力，为北朝佛法之特征”。[9](P284)正如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言，“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10](P5)故此在北魏时期，不仅有云冈及莫高窟及迁洛后龙门石窟的宏伟巨制，也有皇家寺院的瑰丽煊赫，如洛阳之永宁寺，“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10](P20)由此可以窥见北魏皇室贵族奉佛之热忱，求福之虔诚。

（三）西域僧影响与北魏的佛教化、汉化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尤其是以建寺造像、求取福德所代表的信仰佛教在北魏能如此繁荣，与北魏这一朝代的自有属性息息相关。鲜卑统治者以外族入主中原，自然也就没有包袱，不用像传统的汉人王朝一样谨守所谓“夷夏之防”，对佛教这一“夷狄之教”抱有偏见和歧视，而能以相当程度的包容兼蓄态度平等对待中原的儒、佛、道等各种意识形态，也能接纳各种坦胸露腹、裸臂跣足，以中原标准看来“伤风败俗”的佛教艺术并传承和光大之。同时，面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民众及其文化制度与中原的巨大差距，鲜卑统治者急需一种精神信仰来巩固其合法性、抬高政治地位及确立神圣性，以稳定其对这一胡汉杂处国家的治理。面对统治者的这一政治需求，法果、师贤等人宣扬的“拜皇帝即是拜如来”论无疑是佛教的因应，也是必须的举动，否则就会失去世俗政权的支持。此时不仅佛教如此，道教的领袖寇谦之也以太上老君之名授太武帝“太平真君”之号，积极向政权靠拢。太武帝灭佛，主要原因是感觉佛教势力有染指政权之嫌，而不是佛教的主张不能满足鲜卑统治者的要求，故此太武帝死后佛教能很快恢复，并以雕造帝王版佛像进一步迎合统治者的需求，而取得全面繁盛。再者，北魏佛教的根底来自凉州佛教，因其地理位置、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凉州在西晋十六国时期是西域佛教进入东土的必由之路和一方胜土，胡汉僧侣在此翻译经典，传播经教，建寺开窟。入魏之后，大量凉州僧人和工匠进入魏都，更重要的是受统治者崇信的僧侣领袖如师贤、昙曜等也均是凉州僧人，由于传统和惯性的影响，北魏佛教传承自西域至凉州一脉相承的特色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610/7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