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疆双语文化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基于对新疆博(9)

（二）佛教中的双语文化

公元前1世纪佛教从克什米尔传入于阗，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于阗、龟兹、高昌三大佛教文化中心，西域的佛教艺术既融合了印度、波斯及中原文化的精粹，又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点，并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佛教的典籍是由梵文书写的，佛教信众为理解教义学习梵文成现实所需，梵语在于阗、龟兹、高昌得到了广泛传播。在用本地语言释义佛经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了两种语言的转化和双语文化乃至多语文化的发展，于是，魏晋时期西域出现了语纷文繁的盛况，就文字而言，各地出土了佉卢文、龟兹—焉耆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汉文等文书。

五、唐代多语纷呈局面下的学校双语文化

唐朝在640年和702年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辖西域，出现了多种语言异彩纷呈的局面。

唐代西域使用过多种语言文字，有汉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焉耆文、突厥文、吐蕃文等，在教育方面推行了州县学制度。自唐代以来,府州县学不仅是教育和管理生员的机构,还是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在王朝的教化体系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承担着教化、教育、礼仪、科举等多方面的职能。西域沿用《毛诗》①毛诗，指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论文》《孝经》等儒家经典作为教材，学生们虽习用汉字，但却讲胡语，表明汉文化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唐朝在西域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在该教育体制下，古代双语教育体系的雏形形成了，学校开设专门的汉语课堂，使用儒家经典教材，发挥汉语的教化、选拨人才的功能，双语文化实现了质的飞跃，社会价值和个体教育作用得到了实现和发挥。

六、喀喇汗王朝伊斯兰化后的双语文化变迁

9世纪中叶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先后以巴拉萨滚和喀什噶尔为政治中心，10世纪中叶后逐渐伊斯兰化，并于11世纪初征服佛国于阗，1212年被西辽所灭。该王朝境内的草原游牧民与城乡定居者逐渐融合，语言文化上趋于统一。

（一）“桃花石”一词的双语文化意蕴

喀喇汗王朝与宋、辽保持良好关系，可汗多模拟李唐而号称“桃花石汗”，意即“中国之汗”，麻赫穆德·喀什葛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对“桃花石”的解释最能反映该词的准确含义：“桃花石”乃是摩秦（大秦）的名称。秦分三部，上秦在东，是桃花石；中秦是契丹；下秦是八儿罕（即喀什噶尔）。“桃花石”在突厥语中的本意是“混血”“融合”，凸显出唐宋之际民族和文化高度融合的历史情境。用本民族语言表述“融合”的意蕴，充分表征出双语文化在两种语言表情达意方面的转换功能。文化认同的氛围和文化交流的底蕴，是这一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历史条件。

（二）伊斯兰化后的西域文化转向

公元8世纪后在古代突厥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古代维吾尔语，喀喇汗王朝统治西域时期开始出现本土文献，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长篇哲理叙事诗《福乐智慧》，麻赫穆德·喀什葛里的语言学著作《突厥语大词典》，在高昌地区出现了《金光明经》《玄奘传》等佛教文献的回鹘文译本。

公元1218年蒙古灭西辽并统一西域，成吉思汗分封西域给察合台作为领地，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察合台汗国统辖西域，16至17世纪，察合台后裔所建的叶尔羌汗国统辖天山南部，在此期间，蒙古语和蒙古文化对新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朝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没有实现对新疆的有效管辖，仅在新疆东部设哈密卫，但明朝同新疆境内的统治者东察合台汗国、亦力把里政权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伴随着明朝西域统治能力的衰弱，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严重衰退，伊斯兰化后的西域在文化上发生了向西的转向，阿拉伯、波斯文化在元明之际深入渗透到西域，“伊斯兰教徒都要直接学习阿拉伯文圣典，随着伊斯兰教信仰的盛行，阿拉伯文字和语言也在教徒中得到迅速传播”[2]，西域本土有伟大建树的学者几乎都深受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响，他们甚至直接到阿拉伯地区游历求学，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维吾尔语成了这一时期语言文化上的显著形态，汉语、汉语文化、汉语文献乃至中原制度集体趋于消沉，双语文化的阿拉伯和波斯文化色彩十分浓厚。

（三）双语文化滋养下的维吾尔族“多语”人才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224/3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