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疆双语文化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基于对新疆博(10)

在维吾尔族多语传统中最有建树的首推语言学家麻赫穆德·喀什葛里，他按照阿拉伯文字母排列顺序，用阿拉伯文释义详解突厥语，他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是一本典型的双语大词典。由贾马勒·喀尔西编撰完成的《苏拉赫词典》是一部三语词典，该字典的最大特色之处在于当用波斯语无法阐明阿拉伯语的微言大义之处时，作者用维吾尔语作了补充和注释。开创维吾尔经典文学黄金时期的伟大诗人阿里希尔·纳瓦依的大部分作品是用以维吾尔文为基础而形成的察合台文创作的，《两种语言之辩》是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双语与双语文化的代表作。

以上三本语言学方面的著作的成型都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是东西方文化在西域交融、变迁的历史缩影，维吾尔族的学者们在积极探索语言文化的价值层面达成了共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建构出早期的多元语言文化，为新疆的双语甚至多语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双语文化在这一时期在西域本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

七、清代双语文化内涵的发展与创新

《雍正帝谕土尔扈特汗谕旨》由托忒文和满文两种文本撰写。托忒文是清代额鲁特蒙古使用的一种文字，顺治五年（1648）由额鲁特蒙古喇嘛咱雅班第达在回鹘式蒙古文基础上创造，主要的使用范围是以巴音郭楞为主的新疆各地的蒙古族人民。托忒文的出现与新疆多语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清王朝的统治者已意识到尊重新疆本土民族语言的重要意义，用托忒文书写的谕旨拉近了民族间的感情，间接实现了政治意图，双语成为辅助实现国家战略的途径。

在西域广袤的大地上，我们能目睹到如此生生不息的语言万花筒，由此可见，双语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在西域历史的长河中从未中断。

八、20世纪以来学校教育中的双语文化演变

20世纪以来的学校教育中的双语文化，经过了较复杂的变化过程。从20世纪初期的汉语学堂，20-40年代的民汉互学，50-70年代汉语课程与教学体系的初步建设，到80年代确立“民汉兼通”的汉语教学目标，21世纪以来认识上不断升华，发展到双语教育的战略高度，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和内涵，而双语文化内涵也不断得到演变。

（一）奠定双语教育雏形的“汉语学堂”，双语文化得到发展

光绪年间先后设置“义塾”和“汉语学堂”作为官方教育场所，专门对维吾尔族儿童进行汉语教育，“清末新政实施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公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了科举制度，设立了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各省设提学使、劝学所，学堂的设立如雨后春笋。在这一过程中，新疆也大力创办学堂”[3]。中小学学段教材先后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孝经》《小学》《六经》等为主，至1908年，在南北疆各地均可见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以汉语言为主的双语文化场景，并初见成效，所谓“巴郎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4]的诗句，正是新疆当时教育盛况的写照。辛亥革命后，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延续了汉语学堂的教学模式并有所发展，改汉语学堂名为初级小学，依据新疆各民族大杂居的特殊现实状况，增设了一些新的特色学堂，如“蒙、哈学堂”“惠远学堂”等，以供各民族学生学习汉语。

（二）专业双语人才的培养，双语文化日益旺盛

“汉语学堂”实质上解决了新疆少数民族要不要学汉语的问题，其后在怎么学汉语的问题上新疆教育围绕着两个主要议题展开：一是民汉要不要互学语言；二是学习汉语的学段如何安排，以及如何对待汉语学科的地位问题。

1928年，新疆省政府在新疆省立师范学校和省立一中开始“实施汉人读回文，回人读汉文之方针”[5]，该教育方针实施的最大特色在于凭借行政力量促成了民汉互学语言的可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增进了民族感情，丰盈了双语文化氛围，为培养真正意义的双语人才开辟了路径，可视为新疆学校层面的双语教育基本步入正轨的标志性事件。双语学习的第二个议题是以签订政治条款的形式而得以初步完成的。1946年1月，以赖希木江·沙比里为首的三区革命临时政府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代表团在迪化签订了《十一项和平条款》，其中第四条指出：“在小学与中学，用其本民族文字施教，但中学应以国文为必修课；大学则依照教学需要，并用国文与回文施教。”后来此条又被列入《联合政府施政纲领》的内容中。1947年颁布的《新疆省中小学课程审查报告》进一步细化了第四条款的效力：“民族中学加修国语，每周不少于四小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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