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一年唐伐龟兹一役探因 ——兼论高宗(7)

结 语

综上，本文主要就太宗与高宗朝更迭之际，李唐王朝与龟兹外交相关问题进行了若干探讨。太宗朝在天山以北游牧势力尚未稳固的情势下，藉口趁势发动龟兹之役，冀希在其有生之年辽东之役取得初步胜利情形下，继而实现在西北塔里木战略侧翼形成天山防御圈的构建。但迫于西域形势之复杂，天山南北游牧与沃洲势力关系之稳固，始终未能实现战略上的本质突破。高宗继位伊始，适时调整了太宗朝原有之策略，深刻地意识惟有铲除天山以北游牧势力对塔里木绿洲的支配力量方能取得龟兹等塔里木绿洲之臣服，继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与军事行动，首先争取到在天山以北的政治秩序管辖权，龟兹战略之部署随之得以实现。因而，高宗继位初“弃四镇”之举措并非是对太宗朝西域战略的否定，更非意味着对塔里木战略防御地带的放弃。高宗之决策应是高宗朝统治阶层汲取高祖、太宗多年经略西北之经验与教训，深刻认识李唐王朝与天山南北游牧与绿洲势力角逐实质基础上的策略继承与探索。由此可以说，太宗、高宗朝更迭之际的龟兹拓边及策略的适时转变，是基于国际时局背景下边疆治理的有效开拓，亦成为之后则天、玄宗及肃宗朝西域战略调整、实现与维持的珍贵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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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姚大中.姚著中国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一、太宗朝的龟兹外交风云龟兹是塔里木盆地北道沿线较大的绿洲城邦。因位居塔里木盆地北道交通要冲，战略地位显著。加之适宜的农耕种植条件，相对发达的手工业经济，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自两汉时期，龟兹就成为中原政权谋略西域的重点地域。然而，盘踞块状绿洲的龟兹，囿于自身扩张的局限性，时常如同焉耆、疏勒等绿洲邻邦，在获取交通要冲带来的丰厚利益的同时，不得不受控于天山之北游牧民族的经济压榨和面临东南方中原王朝扩展西域战略空间所带来的政治威胁。当两种势力同时出现在天山南麓的绿洲时，龟兹的对外交往便呈现出显著的“骑墙之势”，这既是西域绿洲城邦无奈的抉择，更是其背后唐朝与西突厥暗中较量的结果。(一)唐朝与龟兹的早期往来龟兹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自汉至唐未曾有过长时期的断绝。其交往的性质，亦因历史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侧重。自两汉至隋唐，塔里木盆地绿洲城邦各自占据块状绿洲，当东西交通要冲，以获取贸易税收为主的经济利益成为各城邦的重要诉求。而中原之地作为维持东西方贸易通畅的终端，自然成为包括龟兹在内的绿洲城邦热衷交往或朝贡的对象。而一旦这种单纯的经济交往受到外来政治博弈的影响，就会立即引起这些城邦诸国的警惕。李渊建国之初，远距中土大唐的龟兹就已建立起对李唐王朝的外交联系。《旧唐书》卷148《龟兹传》载：高祖即位，其主苏伐勃駃遣使来朝。勃駃寻卒，子苏伐叠代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贞观四年，又遣使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由此岁贡不绝，然臣于西突厥。安西都护郭孝恪来伐焉耆，龟兹遣兵援助，自是职贡颇阙。[1](卷148，P5303)同书卷2《太宗本纪上》载：是岁(武德九年)，新罗、龟兹、突厥、高丽、百济、党项并遣使朝贡。[1](卷2，P32)同书卷3《太宗本纪下》载：是岁(贞观八年)，龟兹、吐蕃、高昌、女国、石国遣使朝贡。[1](卷3，P44)上述文献资料向我们传达出唐高祖至太宗前半期唐朝与龟兹双方外交的重要信息。其一，大唐作为隋王朝的历史更替者，仍旧在东西方政治文明的接触和秩序的维护中拥有特殊地位。其显然继承了两汉以来中原王朝主导世界秩序的政治理念和传统，这也是后来李唐持续用兵东北和西北边疆的重要原因。其二，至少在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攻占高昌前，龟兹与大唐一度存在有密切的商贸或政治联系。“赐以玺书，抚慰甚厚”是包括李唐王朝在内的中原历代王朝安边的一贯伎俩。结合前文可知，龟兹无非是李唐与西突厥争夺西域霸权中所尽力争取的辅助筹码。其三，由“勃駃寻卒，子苏伐叠代立，号时健莫贺俟利发”史条记载显知，在贞观早期，龟兹已经接受西突厥“俟利发”的封号，对其称臣，并于唐攻打焉耆时出兵援助，致使龟兹与唐朝的敌对关系逐渐呈现白热化，并成为唐朝斩除西突厥统治根基、纵深塔里木盆地北道绿洲的契机。(二)龟兹之役在唐朝与西突厥两大势力互为交锋的背景下，双方战略势力范围的略微扩展极易引发局部地域的军事冲突。诸如发生于贞观十四年的高昌之役、贞观十八年的焉耆之役，均是李唐王朝与西突厥势力在西域角逐的结果。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唐太宗为核心的李唐高层统治阶层，在西域统治尚未稳固、东北战线倘未平息、北方薛延陀势力猖獗之时，毅然发布“伐龟兹诏”，征讨龟兹。《资治通鉴》载：龟兹王伐叠卒，弟诃黎布失毕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上怒，戍寅，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2](卷198，P6364)《册府元龟》载有“伐龟兹诏”文：皇天理物，蓄严厉于积阴；大块厚生，腾杀气于秋序。故霆霓震曜，声慑八纮，繁霜凝肃，威加万类。朕既承兹介福，超上皇王，忧责在躬，情兼列代。昆虫不理，犹且纳隍；戎羯未宁，岂宜安席?逷矣西土，自古游魂，昔与北场，本同根蒂，乘戎致阋，遂尔携离。鸡田戴斗，是其祭天之地；雁塞干云，上应分术之野。疆逾瀚海，局距塞垣，总其衔烛之乡，并为征赋之俗。惟有乌孙旧境，罝罘所漏，本既先拔，末岂能全，皮尚不存，毛将安附？(中略)可遣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左武卫将军李海崖等，(中略)又发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沸涌动沙场之地，呼吸振广漠之风，道自金微，会于葱岭。又遣吐蕃君长，逾玄菟而北临，(中略)岂非有名动众，本为除残，以义出师，贵能惩恶。(中略)天与则取，可谓乘机；众欲斯从，是名敦义。践机而必作，戴义以行之。今此一劳，永康四表，折兵难再，或失时宜。以朕之怀，快颁天下。[3](卷985，P)上述两段史料简略地阐释了李唐于贞观十八年攻伐龟兹的缘由。从表象来看，龟兹王诃黎布失毕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是导致李唐伐龟兹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贞观十四年的焉耆之役虽没有涉及龟兹，但着实给龟兹带来巨大的心理震动。征伊吾、伐高昌、战北庭、击焉耆，这一自东向西的战略扩张趋势无疑昭示出天山南路的绿洲将是李唐进攻的下一目标。而位居北道之中的龟兹自然是攻伐的重点。首先，至隋唐时期，龟兹已经成为塔里木盆地北道的实际控制者，所管辖地域基本纵跨整个北道沿线。根据苏北海先生研究，唐代龟兹的疆域“除龟兹绿洲，拜城盆地外，仍辖有西境的跋禄迦、拨换、据史德城、郁头州，东境的轮台、尉犁，其势力则时时伸焉耆及鄯善地区”。[4](P158)其次，龟兹在天山南北以及塔里木盆地东西交通中占据有重要地位。除《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载的连通东西的路线，以龟兹为中心北上至伊犁河谷或南下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阗的交通亦相当便捷。(1)根据孟凡人先生研究，自龟兹北上进入伊犁河谷有三条线路：一是自今库车北行经苏巴什佛寺，然后沿库车河北上入大尤都斯盆地，再经巴音布鲁克抵达伊犁河谷；一是自今拜城东汉代乌垒关遗址，北行进入黑英山，沿河谷通往伊犁河谷；一条是自今温宿县东行至扎木台，再北行经盐山口越木素尔岭抵伊犁河谷。第三，龟兹绿洲自史前时期就是水源充沛、土壤膏腴、宜农亦牧之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有唐一代若能攻占龟兹地区，就基本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北道沿线。如此，既可北御西突厥翻越天山南下，又可伺机向西或向南扩展战略空间。但李唐欲将征伐龟兹的这一举动，其旨要除占领龟兹绿洲外，同时存在有更深层原因。这一时期，统领天山南北的西突厥势力发生了变化。贞观二十年，乙毗射匮可汗彻底击败乙毗咄陆可汗，成功取代了乙毗咄陆在天山南北的统辖地位。统治亟待巩固的乙毗射匮与强势西进的李唐政权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而此时，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主动向李唐伸出橄榄枝，不仅在名义上臣服李唐、服从李唐政权主导下的中亚政治秩序，还请求李唐“赐婚”。深思而知，乙毗射匮的举动颇显智慧。一旦联姻成功，李唐姻亲的保护伞下的乙毗射匮部，在天山南北统治的威慑力与合法性更加彰显。如此，既缓和了与李唐在西域的利益冲突，又巩固了自身对天山南北的统治。但以太宗为首的唐王朝高层亦非平庸之辈，立即觉察到乙毗射匮的意图，提出以“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的要求。欲称霸西域的乙毗射匮自然无法同意如此条件，相关文献记载中亦未有此事下文。吴玉贵先生认为乙毗射匮“拒绝了唐太宗提出的要求，导致了唐朝对龟兹的军事行动”，[5](P361)此推断甚有道理。龟兹之役的规模和战果呈现出正比态势。由“伐龟兹诏”文可知，此次战役分别调动了西州安西都护府、天山北部的突厥、北方边地的铁勒、昆仑山南麓的吐蕃等各方劲旅，在地理空间上对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绿洲形成了合围之势。相比之前的高昌与焉耆之战，此次龟兹之役的昆丘道行军之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伐龟兹诏”文中“惟有乌孙旧境，罝罘所漏，本既先拔，末岂能全”“岂非有名动众，本为除残，以义出师，贵能惩恶”等语句，暗中传递出唐朝讨伐西突厥乙毗射匮及其奴役下的龟兹等，扰乱或挑战李唐天下秩序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城邦的决策，并向天下昭示了此次出师的正义性和必胜的信心。正如吴玉贵先生所述，昆丘道行军的对象涵盖了整个西域地区，乙毗射匮与龟兹是其主要目标。[5](P362)有关龟兹之役的战术策划在史籍中有着清晰的记载，《资治通鉴》载：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每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2](卷198，P6367)此则史料虽被史者列述到昆丘道行军出征前夕，但仍不排除史官故赞太宗军事才能的嫌疑。结合之后昆丘道行军的相关史料可知，其所取得的战果皆不出先前太宗预计的范围。先是阿史那社尔连破处月与处密二部，打通了前往龟兹的交通要道，继而斩杀亲附龟兹的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并自焉耆西进入龟兹。前锋韩威、次锋右卫将军曹继叔先败龟兹王于多褐城，继而阿史那社尔拔龟兹城，使安西都护府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追击龟兹王布失毕至拔换城，后为阿史那社尔拔之，并擒获龟兹王。但由于郭孝恪大意轻敌，龟兹相那利暗引西突厥并其国兵万余人击郭孝恪。郭孝恪死，龟兹城几欲失守。幸有仓部郎中崔义超、前锋韩威、次锋右卫将军曹继叔等力保龟兹城，叛乱方才平息。昆丘道行军下的龟兹之役使得李唐政权对天山南北的经略翻开了新的篇章。首先，唐朝势力首次大规模深入天山以北地区，熟悉和实践了沙漠绿洲地形作战模式，为之后统一塔里木盆地绿洲诸邦积累了重要的战术经验。其次，凭借此次战役，唐朝较为彻底地粉碎了泥孰系在天山南北的统治权，并与乙毗咄陆系残部确立臣属关系，[5](P369)使得西域的日常政治形态重又纳入以中原李唐王朝为中心的秩序轨道。如在龟兹战役过后，“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鸵鸟军粮”，[2](卷199，P6378)尤为注意的是，薛万备仅率五十骑即说服于阗王入朝纳贡。[1](卷198，P5305)最后，回顾太宗朝的整个西域政策可知，龟兹之役及其所取得的战果，是太宗朝晚期在不适宜之时所挑起的不当军事冲突，相对实现龟兹绿洲的治理仍存在较大落差，成为太宗与高宗朝更迭之际西域边防治理中亟待处理的棘手问题。二、基于边防大战略下的龟兹之役探因若依上文论断，既然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绿洲诸邦在李唐王朝西域战略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那么，为何李唐王朝不于贞观十八年攻打焉耆时，乘机举兵而西尽破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诸邦，一劳永逸，却迟至贞观二十一年，方才凭藉龟兹“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出兵塔里木盆地。研究发现，导致史实书写上的这一不当逻辑之行为，除与焉耆、龟兹等邦国对李唐政权的反叛外，国际局势的瞬息万变、太宗弥留之际对于后世边疆治理的担忧等，亦是导致太宗朝在不成熟之际对塔里木绿洲采取行动的症结所在。(一)唐朝边防战略中的西北和东北西北和东北是影响历代中原政权边防治理的两大重要地域。西北和东北局势的安定是确保中原政权得以长治久安的关键。韩茂莉女士在论及西北和东北的历史地位时认为：“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的武力争雄、文化交融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的主旋律。”[6](P114)就唐朝而言，西北和东北的战略部署、调整与平衡贯穿于边防治理与外交事务处置的始终。唐代西北的地域范围大致涵盖今河西走廊、东部天山以及塔里木盆地。这些地域最早自秦汉时期即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锋地带。其对中原政权战略地位之重要，多因于该地域在军事与政治上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这些地域位于关中平原之西北，是关中形胜之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或缓冲地带。众所周知，关中四塞、天府之国，四围有黄河之险、函谷关、潼关之固，进可攻、退可守，自周人灭商、秦统天下、刘项争霸至隋统中原，一度成为古代王朝维持政权立足和统治稳定的“根本之地”。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均建都于此。李渊晋阳起兵之后，也选取关中作为根据地。关中虽为天然险要之地，但其周边亦非绝对固若金汤，尤其是关中的西北方，时刻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或河西割据势力南下入侵的威胁。因而，李渊建都长安伊始，就非常重视西北边防的经营，陆续平定薛氏父子、称雄河西的李轨政权，不仅为河东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保障关中安全延展了适当的战略空间。李渊扫除各方割据政权，统一中原之后，突厥成为威胁西北边防的主要势力。由于国力尚未完实，高祖朝只能被迫采取“和议”之策。太宗继位之后，国力逐渐恢复，开始转变对突厥的政策，采纳裴矩“远交近攻”之计，对西突厥以和为主，对东突厥坚决攻伐。[2](卷191，P6107)攻占东天山，置伊、西、庭三州即是消灭东突厥后构建西北边防线的重要部分。之后，随着西域政局的发展，与河西走廊连通并呈“哑铃状”的塔里木盆地，战略地位日渐突出，成为高宗、则天、玄宗朝予以重点建设的边防地带。由此可见，涵盖河西、东天山、塔里木盆地的西北地域，不仅是李唐王朝确保根据地安全的军事缓冲地、抵御外侮巩固边防的战略屏障，而且是稳定中原局势、应对内乱危机时的大后方。而塔里木盆地又居战略最前沿，龟兹又为此战略前沿之中间，可谓“占据塔里木即可保卫大西北，占据龟兹即可一统塔里木”。东北是在探讨唐代西域边防治理问题中较易时常忽略的因素，而且看似与本文李唐龟兹拓边并无直接关联，其实不然。其虽远距关中，但就战略地位而言丝毫不比西北逊色，且与唐代西域边防及龟兹等存有密切联系。其一，东北与西北两大战略要地在历代中原王朝的边防治理中显示出较强的联动性。早在西汉时期，为解除北方匈奴势力威胁，汉武帝“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7](卷73，P3126)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巡视西北边防时，发现曾拒绝向其称臣纳贡的高丽竟暗中派遣使者与突厥启民可汗暗中联络。结合杨坚灭陈后高丽由朝贡不断到“治病积谷，为守拒之策”[8](卷81，P1815)态度之转变，不难解释，高丽使者会见突厥启民可汗极可能是在促成军事上的联盟。唐太宗亲征高丽期间，莫离支就曾暗中联络薛延陀势力牵制唐朝在东北的军事部署，《资治通鉴》载：及高丽败于驻驆山，莫离支支使靺鞨说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2](卷198，P6341)《旧唐书》又载：太宗征辽发后，薛延陀数万骑抄河南。[1](卷185，P4793)由此易知，东北以高丽为主的活跃势力，不仅对李唐王朝在东北的辽东防线构成威胁，而且还时刻联盟北方或西北的游牧势力，结成了针对中原政权的弧形包围圈，[9](P87)使得东北与西北在战略上呈现出较为强烈的联动性规律，十分巧妙的牵制了李唐政权在两大方向上的军事战略部署。如此，李唐王朝在经略西北与东北边防时，不得不考量这种联动性所能导致的各种后果。这也是李唐王朝有时攻其一翼，有时两大战线同时作战的缘由所在。龟兹之役即是唐朝在维持东北战线暂时稳定形势下，所发动的旨在战略左翼之地塔里木盆地实现战略突破的军事行动。由上，李唐建国伊始，就已面临西北和东北边防亟待巩固的形势。如何冲破西北与东北两大弧形包围圈，又要避免同时陷入双线作战的旋涡，成为李唐王朝完成国防战略部署的关键。出于关中都城巩固的考量，西北空间战略的扩展成为首要任务。因而，经过高祖朝的外交努力，至太宗主政时一举击破东突厥在西北的统治，将西北战略前沿成功延伸至东天山一带，并行伊、西、庭三州建制，至此李唐王朝完成了在西北一翼防线的初始突破。但此时东北高丽盖苏文政权东接靺鞨，南联百济，有欲称霸东亚一隅之势，严重威胁到李唐王朝辽东防线安全。因而，太宗不得不减缓了对西北防线的扩展，一边稳固东天山既得战果，一边将兵力集中于东北的征伐。经过贞观十八年至二十一年的两次征伐，李唐虽未能彻底平定辽东，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高丽欲称霸辽东的嚣张气焰。东北的局势逐渐倾向于李唐王朝。至此，弧形包围圈的东北一翼亦基本被李唐王朝突破。加之对薛延陀战争的逐步胜利，李唐王朝乘机将战略前锋重新转向西域，转向塔里木盆地及其以远的广大陆路战略空间。唯有构筑起塔里木盆地周缘的西部葱岭防线、北部天山防线，方能彻底保卫河西走廊以及东天山之战略安全。而盘踞塔里木盆地北道的龟兹绿洲即成为丰满西北战略之翼，实现李唐王朝西北防御和扩展战略空间的标靶。(二)扭转天山南北利益对局的必然结果在高祖朝与太宗当政前期，李唐王朝对西北边患东、西突厥基本沿袭了隋朝的“远交近攻”策略，成功解除了东突厥政权。虽然，唐太宗一举攻占伊吾、灭高昌，并置三州于东天山南北，实现了对西域边缘的有效统治。但就其实质而言，李唐王朝并非达到西北边患治理的目的。一方面，只是将地域空间上威胁关中和北地的农耕与游牧的军事冲突带进行了外移，李唐王朝与东突厥的矛盾暂时性解除，远交近攻的历史策略亦戛然而止；另一方面，西北防御线的向外拓展，使得李唐王朝与实力更为强大的西突厥政权，呈现出地缘上的结邻和政治利益上的直接冲突。在乙毗射匮可汗将乙毗咄陆可汗彻底驱逐天山南北之后，唐太宗便计划由李唐王朝直接管辖适宜屯兵镇守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农耕区，而让乙毗射匮系西突厥代其管辖天山以北的游牧区，“从而在西域实现胡汉两种体制并行的统治秩序”。[5](P356)但这一设想并未得到乙毗射匮的认可，由此天山南北的局势再度动荡。李唐王朝与乙毗射匮双方在西域的利益冲突愈加剧烈。如何取得对天山以南绿洲的控制成为打破乙毗射匮垄断西域统治的关键。此时，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绿洲城邦仅有焉耆和龟兹。由前文知焉耆大致在贞观十九年就已归唐。如此，位于焉耆之西，并受西突厥乙毗射匮控制的龟兹，自然成为李唐王朝乘机打击乙毗射匮、控制塔里木盆地的战略缺口。由上述分析易知，征伐龟兹只是李唐王朝争夺塔里木盆地实际控制权，推进西向战略的借口。这一点联系前文所录“伐龟兹诏”的内容即可证实。纵览伐诏全文，虽题为“伐龟兹诏”，但其内容主旨除涉及各路行军安排之外，并未详述征伐之对象，更未昭示征伐龟兹的深层缘由。诏书笔锋显示出的格调颇为宏大，隐约间透露出太宗欲统一整个塔里木地域的雄伟抱负。(三)弥留开边以荫后世西北与东北一直是高祖与太宗朝武功所致力的目标。龟兹之役的发生，除上文所述历史背景外，太宗当政晚期对其接班人李治的担忧亦是应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根据当时内外政治形势分析可知，东北征伐高丽尚未结束，西域政局暂时稳定，龟兹之役并未达到非战不可的程度。但细究此段历史便不难发现太宗急切发动龟兹之役的内在因素。太宗早年即患有气疾，在贞观二十一年，又因风疾(可能为俗称中风的心血管疾病)而加重。[10](P53)《资治通鉴》载：(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2](卷198，P6359)太宗风疾一直持续至是年七月，《唐大诏令集》载：而顷年已来，忧劳烦结，暨于兹岁，风疾弥时。为日既久，故违其侈义，显兹令辰，加以心怀济育，事切于肌膚，亟犯风霜，疾缠腠理，每至隆曦届侯，大火摛芒。虽对寒泉，如升头痛之坂，或居珍簟，若涉炎火之林。[11](卷108，P559)是年八月，太宗风疾病情进一步严重，齐州人段志冲竟上封事，请其致政于皇太子。[2](卷198，P6362)病情发展至如此严重程度，太宗亦深知自己为政时日不多。加之太子李治性情懦弱、缺乏治国之才。[12](P366—377)太宗不得不加快处理国是，尤其是尽快实现和巩固李唐王朝在西域与东北的治理，为将来太子李治的主政扫清障碍。这一心态在太宗首次征伐高丽时就已表露，据《新唐书》载：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伐，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13](卷220，P6190)并于贞观二十二年春，亲作帝范十二篇赐于太子李治。[2](卷198，P6364)甚而派遣王玄策出使天竺，力图维持恒河流域诸邦对李唐王朝的朝贡秩序，[2](卷198，P6364)可见太宗晚年对太子李治的不安与良苦用心。由此，太宗在身患严重风疾的弥留之际、不惜双线同时作战的代价，仍力主攻打龟兹、致力塔里木盆地边缘葱岭与北部天山防线构建之急切衷心，便不难理解了。三、高宗朝策略的调整与龟兹之征服自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下诏征伐龟兹至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的十一年间，传世文献中甚少发现有高宗朝对战略要地龟兹的积极经营，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其登基伊始，就放弃了对龟兹等塔里木盆地绿洲四镇的直接管辖。《旧唐书》载：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1](卷198，P5304)上述史料中所陈史实虽与其他史料略有冲突，但高宗将安西都护府重又迁回西州一事，已为史家所公认的史实。吴玉贵先生将此段史料与《册府元龟》所载对比分析认为，这一史实说明“唐高宗继位之后放弃了唐太宗在西域建立‘四镇’的设想”[5](P381)，同时铺陈大量历史事件对此观点予以了辅证。吴先生的此番推理甚是精湛，但也并非定论。唐高宗深知以龟兹为首的塔里木盆地绿洲诸邦对于维护大唐西北边防安全之重要，并继承和沿袭了高祖与太宗朝的治疆策略，史料所载高宗弃四镇的表象，实为其在太宗离世后西域复杂形势下的迂回式战略调整。首先，高宗朝深刻地认识到西域战略的推进和巩固非朝夕之事，也非一度采取高压震慑举措所能实现的。因而，高宗朝继太宗朝对西域绿洲诸邦一系列的武力战争之后，转而采取了册封、安抚等旨在缓和彼此矛盾、加强交往的外交手段，但同时又对其政治动向加以监视或政务的直接干涉。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龟兹国内乱，即“诏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遣归国，抚其众”[2](卷199，P6384)；是年六月，李唐王朝击败车鼻可汗，于九月将其释放，并拜其为左武威将军；[2](卷199，P6384)永徽二年(651年)，焉耆王婆伽利卒，李唐王朝应国人请复，“诏加突骑支威武将军，遣贵国”[2](卷199，P6387)。但需要注意的是，李唐王朝在对龟兹等诸邦首领实施政治笼络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其进行直接的外交干涉。吐鲁番哈拉和卓第48号墓出土的《唐永徽元年(650)后付宋赟等物帐》[14](卷2，P366)就清楚的记录了昆丘道行军在征服龟兹后，地置西州的安西都护府在龟兹的行政行为。程喜霖先生研究认为，该《付物帐》文书的时间发生于永徽二年正月至十一月间，其主要内容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谯公柴哲威及随从王仵等人自西州到龟兹巡视，后又返回西州一事，并向西州安西都护府支付什物一事。[15](P78)虽此文书未透露出安西府在龟兹行使的具体事件，但其确实反映出高宗永徽年间李唐王朝仍在龟兹存在活动。在对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邦实施笼络缓和策略的同时，并未彻底放弃对龟兹等邦国军政事务的干涉。其次，太宗朝屡次西域征伐的实践，以及天山南北局势的复杂变幻，使得高宗朝对认识、掌控和再次经略该地域的政局有了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和深刻认识。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城邦甘于受制于北方游牧势力的干涉，而对于中原王朝西域战略推进却如此敏感和警觉，甚而时常联合北方游牧势力共同抵御中原王朝的进攻。究其原因在于，北方游牧势力的目的在于弥补自身经济的缺陷，对于诸绿洲城邦政权的存在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而中原王朝所实施的西域战略，不仅要占据广大绿洲，而且还要在此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将中原治理的理念付诸实施，这对于政治独立的绿洲城邦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而，尽管太宗朝多次出击塔里木盆地绿洲，均未达到理想之目的。因而，高宗朝在太宗征伐龟兹胜利之后，并未急于在塔里木盆地绿洲部署所谓“四镇”防御体系，反而将此计划暂时搁浅。究其根源，这是因为高宗朝已经意识到，塔里木战略实现的关键不在于塔里木盆地绿洲，而在于对天山以北西突厥势力的控制，尤其是在阿史那贺鲁叛乱事件发生之后，对其本质的认识愈更加深刻。由此，高宗朝在重复前朝“远交近攻”术夭折的情势下，改变了以往太宗朝以绿洲诸邦为中间，与天山以北西突厥间接较量的策略，转而为与西突厥展开了正面交锋。贞观二十三年，盘踞天山以北的阿史那贺鲁闻讯唐太宗离世，乘机发动叛乱，先前臣服李唐王朝的处月、处密以及天山以南绿洲亲西突厥派纷纷倒戈其麾下。《资治通鉴》载：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盧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令长子咥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咥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弩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2](卷199，P6386)自此，太宗朝在西域之基业遭以重创。如何恢复先前西域之控局成为高宗登基后的棘手之事。永徽四年(653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子真珠可汗颉苾达度设因与阿史那贺鲁发生矛盾纠纷，而后联合五弩失毕部共击阿史那贺鲁，斩首千余级。[2](卷199，P6396)由此，高宗朝一边重整武备，命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遣兵西域直击贺鲁；一边寄希望于前朝“远交近攻”策略，适时利用两部落之间的矛盾，遣使册封颉苾达度设，以求东西夹击贺鲁。然因沙钵罗可汗贺鲁阻扰，高宗朝“远交近攻”之策未能付诸实施，真珠可汗亦被贺鲁所吞并。[2](卷199，P6410)如此，高宗朝在西域紧张局势压迫下唯有采取军事行动。《资治通鉴》载：(显庆元年)(656年)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级。[2](卷200，P6412)程知节初战之胜，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亲贺鲁势力，更为显著的影响是，向以贺鲁为首的西突厥反叛势力传递了高宗朝恢复天山南北政治秩序之决心和誓夺塔里木绿洲诸邦之目标。随后不久，龟兹王布失毕入朝。[2](卷200，P6412)史籍略记龟兹王入朝是为解决与其相那利之私人恩怨，但联系当时李唐已征服歌逻禄二部、伊丽道行军总管苏定方自北道全力攻讨贺鲁之形势，[2](卷200，P6415)不难揣测，李唐王朝请其入唐之根本目的仍在于为李唐进军塔里木盆地，在龟兹绿洲进行战略部署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在亲贺鲁派龟兹相那利被囚中原后，龟兹国内以羯猎颠为首的亲贺鲁派立即通使降贺鲁。显庆二年(657年)，李唐王朝持续用兵击叛军贺鲁，最终石国将其擒获，西突厥沙钵罗败亡。至此，天山以北政治秩序重又回归李唐之掌控。《资治通鉴》载：分西突厥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禄卿廬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2](卷200，P6421)西突厥贺鲁的败亡，直接斩断了龟兹亲贺鲁派之兵援后盾。天山以北政局甫一稳定，龟兹问题即迎刃而解。《册府元龟》载：(显庆)三年正月，立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龟兹王。初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国相那利私通，布失毕知而不能禁，布失毕左右频请讨之，由是国内不和，递相猜阻，各遣使来告难。帝闻而尽召之。既而京师囚那利而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行至龟兹东，由分泥师城，而龟兹大将羯猎颠发众拒之。仍通使，降於贺鲁。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於是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病死，胄与羯猎颠决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杀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又移安西都护府於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麴智湛为西州都督，以统高昌之故地。[3](卷991，P)由上可见，高宗朝实现对龟兹的战略构想，并未完全按照先朝既定的轨迹。较太宗朝而言，高宗朝采取了更为灵活之策，在不放弃运用和平外交策略的前提下，依据西域的实际形势，坚决对以贺鲁为首的天山以北游牧势力发动雷霆之战，优先取得了在西域的战略主导权，并对亲唐派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两部给予了政治的安抚与笼络，稳定了李唐王朝在天山以北所主导的政治秩序。这一政治态势的出现，同时也打破了历史传统上中亚游牧与沙漠沃洲之间的固有政治与经济模式：“在历史上，中亚细亚沃洲国家屈服于草原优势武力，而参加为征服性与强制性混合大联盟的一员”，彼此间呈现出“游牧支配者与被支配沃洲”关系之常态。[16](卷2，P174—175)而高宗朝在天山以北的有效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动摇，甚至打破了这种支配关系，并成功地取得了对龟兹绿洲的支配权，其后在龟兹的军事行动、都督府的设置、安西都护府此时的迁置即为明证。结 语综上，本文主要就太宗与高宗朝更迭之际，李唐王朝与龟兹外交相关问题进行了若干探讨。太宗朝在天山以北游牧势力尚未稳固的情势下，藉口趁势发动龟兹之役，冀希在其有生之年辽东之役取得初步胜利情形下，继而实现在西北塔里木战略侧翼形成天山防御圈的构建。但迫于西域形势之复杂，天山南北游牧与沃洲势力关系之稳固，始终未能实现战略上的本质突破。高宗继位伊始，适时调整了太宗朝原有之策略，深刻地意识惟有铲除天山以北游牧势力对塔里木绿洲的支配力量方能取得龟兹等塔里木绿洲之臣服，继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与军事行动，首先争取到在天山以北的政治秩序管辖权，龟兹战略之部署随之得以实现。因而，高宗继位初“弃四镇”之举措并非是对太宗朝西域战略的否定，更非意味着对塔里木战略防御地带的放弃。高宗之决策应是高宗朝统治阶层汲取高祖、太宗多年经略西北之经验与教训，深刻认识李唐王朝与天山南北游牧与绿洲势力角逐实质基础上的策略继承与探索。由此可以说，太宗、高宗朝更迭之际的龟兹拓边及策略的适时转变，是基于国际时局背景下边疆治理的有效开拓，亦成为之后则天、玄宗及肃宗朝西域战略调整、实现与维持的珍贵政治遗产。参考文献：[1](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3](宋)王若钦.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4]苏北海.丝绸之路龟兹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5]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韩茂莉，于家明.军事地理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J].军事历史研究.2016(5).[7](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8](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金宝祥等.隋史新探[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10]雷家骥.武则天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5]程喜霖.唐付宋赟等物帐跋[J].西北史地.1986(2).[16]姚大中.姚著中国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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