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一年唐伐龟兹一役探因 ——兼论高宗(4)

及高丽败于驻驆山，莫离支支使靺鞨说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2](卷198，P6341)

《旧唐书》又载：

太宗征辽发后，薛延陀数万骑抄河南。[1](卷185，P4793)

由此易知，东北以高丽为主的活跃势力，不仅对李唐王朝在东北的辽东防线构成威胁，而且还时刻联盟北方或西北的游牧势力，结成了针对中原政权的弧形包围圈，[9](P87)使得东北与西北在战略上呈现出较为强烈的联动性规律，十分巧妙的牵制了李唐政权在两大方向上的军事战略部署。如此，李唐王朝在经略西北与东北边防时，不得不考量这种联动性所能导致的各种后果。这也是李唐王朝有时攻其一翼，有时两大战线同时作战的缘由所在。龟兹之役即是唐朝在维持东北战线暂时稳定形势下，所发动的旨在战略左翼之地塔里木盆地实现战略突破的军事行动。

由上，李唐建国伊始，就已面临西北和东北边防亟待巩固的形势。如何冲破西北与东北两大弧形包围圈，又要避免同时陷入双线作战的旋涡，成为李唐王朝完成国防战略部署的关键。出于关中都城巩固的考量，西北空间战略的扩展成为首要任务。因而，经过高祖朝的外交努力，至太宗主政时一举击破东突厥在西北的统治，将西北战略前沿成功延伸至东天山一带，并行伊、西、庭三州建制，至此李唐王朝完成了在西北一翼防线的初始突破。但此时东北高丽盖苏文政权东接靺鞨，南联百济，有欲称霸东亚一隅之势，严重威胁到李唐王朝辽东防线安全。因而，太宗不得不减缓了对西北防线的扩展，一边稳固东天山既得战果，一边将兵力集中于东北的征伐。经过贞观十八年至二十一年的两次征伐，李唐虽未能彻底平定辽东，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高丽欲称霸辽东的嚣张气焰。东北的局势逐渐倾向于李唐王朝。至此，弧形包围圈的东北一翼亦基本被李唐王朝突破。加之对薛延陀战争的逐步胜利，李唐王朝乘机将战略前锋重新转向西域，转向塔里木盆地及其以远的广大陆路战略空间。唯有构筑起塔里木盆地周缘的西部葱岭防线、北部天山防线，方能彻底保卫河西走廊以及东天山之战略安全。而盘踞塔里木盆地北道的龟兹绿洲即成为丰满西北战略之翼，实现李唐王朝西北防御和扩展战略空间的标靶。

(二)扭转天山南北利益对局的必然结果

在高祖朝与太宗当政前期，李唐王朝对西北边患东、西突厥基本沿袭了隋朝的“远交近攻”策略，成功解除了东突厥政权。虽然，唐太宗一举攻占伊吾、灭高昌，并置三州于东天山南北，实现了对西域边缘的有效统治。但就其实质而言，李唐王朝并非达到西北边患治理的目的。一方面，只是将地域空间上威胁关中和北地的农耕与游牧的军事冲突带进行了外移，李唐王朝与东突厥的矛盾暂时性解除，远交近攻的历史策略亦戛然而止；另一方面，西北防御线的向外拓展，使得李唐王朝与实力更为强大的西突厥政权，呈现出地缘上的结邻和政治利益上的直接冲突。在乙毗射匮可汗将乙毗咄陆可汗彻底驱逐天山南北之后，唐太宗便计划由李唐王朝直接管辖适宜屯兵镇守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农耕区，而让乙毗射匮系西突厥代其管辖天山以北的游牧区，“从而在西域实现胡汉两种体制并行的统治秩序”。[5](P356)但这一设想并未得到乙毗射匮的认可，由此天山南北的局势再度动荡。李唐王朝与乙毗射匮双方在西域的利益冲突愈加剧烈。如何取得对天山以南绿洲的控制成为打破乙毗射匮垄断西域统治的关键。此时，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绿洲城邦仅有焉耆和龟兹。由前文知焉耆大致在贞观十九年就已归唐。如此，位于焉耆之西，并受西突厥乙毗射匮控制的龟兹，自然成为李唐王朝乘机打击乙毗射匮、控制塔里木盆地的战略缺口。

由上述分析易知，征伐龟兹只是李唐王朝争夺塔里木盆地实际控制权，推进西向战略的借口。这一点联系前文所录“伐龟兹诏”的内容即可证实。纵览伐诏全文，虽题为“伐龟兹诏”，但其内容主旨除涉及各路行军安排之外，并未详述征伐之对象，更未昭示征伐龟兹的深层缘由。诏书笔锋显示出的格调颇为宏大，隐约间透露出太宗欲统一整个塔里木地域的雄伟抱负。

(三)弥留开边以荫后世

西北与东北一直是高祖与太宗朝武功所致力的目标。龟兹之役的发生，除上文所述历史背景外，太宗当政晚期对其接班人李治的担忧亦是应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根据当时内外政治形势分析可知，东北征伐高丽尚未结束，西域政局暂时稳定，龟兹之役并未达到非战不可的程度。但细究此段历史便不难发现太宗急切发动龟兹之役的内在因素。太宗早年即患有气疾，在贞观二十一年，又因风疾(可能为俗称中风的心血管疾病)而加重。[10](P53)《资治通鉴》载：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208/3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