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一年唐伐龟兹一役探因 ——兼论高宗(6)

贞观二十三年，盘踞天山以北的阿史那贺鲁闻讯唐太宗离世，乘机发动叛乱，先前臣服李唐王朝的处月、处密以及天山以南绿洲亲西突厥派纷纷倒戈其麾下。《资治通鉴》载：

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盧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令长子咥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咥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弩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2](卷199，P6386)

自此，太宗朝在西域之基业遭以重创。如何恢复先前西域之控局成为高宗登基后的棘手之事。永徽四年(653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子真珠可汗颉苾达度设因与阿史那贺鲁发生矛盾纠纷，而后联合五弩失毕部共击阿史那贺鲁，斩首千余级。[2](卷199，P6396)由此，高宗朝一边重整武备，命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遣兵西域直击贺鲁；一边寄希望于前朝“远交近攻”策略，适时利用两部落之间的矛盾，遣使册封颉苾达度设，以求东西夹击贺鲁。然因沙钵罗可汗贺鲁阻扰，高宗朝“远交近攻”之策未能付诸实施，真珠可汗亦被贺鲁所吞并。[2](卷199，P6410)如此，高宗朝在西域紧张局势压迫下唯有采取军事行动。《资治通鉴》载：

(显庆元年)(656年)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级。[2](卷200，P6412)

程知节初战之胜，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亲贺鲁势力，更为显著的影响是，向以贺鲁为首的西突厥反叛势力传递了高宗朝恢复天山南北政治秩序之决心和誓夺塔里木绿洲诸邦之目标。随后不久，龟兹王布失毕入朝。[2](卷200，P6412)史籍略记龟兹王入朝是为解决与其相那利之私人恩怨，但联系当时李唐已征服歌逻禄二部、伊丽道行军总管苏定方自北道全力攻讨贺鲁之形势，[2](卷200，P6415)不难揣测，李唐王朝请其入唐之根本目的仍在于为李唐进军塔里木盆地，在龟兹绿洲进行战略部署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在亲贺鲁派龟兹相那利被囚中原后，龟兹国内以羯猎颠为首的亲贺鲁派立即通使降贺鲁。显庆二年(657年)，李唐王朝持续用兵击叛军贺鲁，最终石国将其擒获，西突厥沙钵罗败亡。至此，天山以北政治秩序重又回归李唐之掌控。《资治通鉴》载：

分西突厥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禄卿廬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2](卷200，P6421)

西突厥贺鲁的败亡，直接斩断了龟兹亲贺鲁派之兵援后盾。天山以北政局甫一稳定，龟兹问题即迎刃而解。《册府元龟》载：

(显庆)三年正月，立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龟兹王。初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国相那利私通，布失毕知而不能禁，布失毕左右频请讨之，由是国内不和，递相猜阻，各遣使来告难。帝闻而尽召之。既而京师囚那利而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行至龟兹东，由分泥师城，而龟兹大将羯猎颠发众拒之。仍通使，降於贺鲁。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於是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病死，胄与羯猎颠决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杀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又移安西都护府於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麴智湛为西州都督，以统高昌之故地。[3](卷991，P)

由上可见，高宗朝实现对龟兹的战略构想，并未完全按照先朝既定的轨迹。较太宗朝而言，高宗朝采取了更为灵活之策，在不放弃运用和平外交策略的前提下，依据西域的实际形势，坚决对以贺鲁为首的天山以北游牧势力发动雷霆之战，优先取得了在西域的战略主导权，并对亲唐派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两部给予了政治的安抚与笼络，稳定了李唐王朝在天山以北所主导的政治秩序。这一政治态势的出现，同时也打破了历史传统上中亚游牧与沙漠沃洲之间的固有政治与经济模式：“在历史上，中亚细亚沃洲国家屈服于草原优势武力，而参加为征服性与强制性混合大联盟的一员”，彼此间呈现出“游牧支配者与被支配沃洲”关系之常态。[16](卷2，P174—175)而高宗朝在天山以北的有效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动摇，甚至打破了这种支配关系，并成功地取得了对龟兹绿洲的支配权，其后在龟兹的军事行动、都督府的设置、安西都护府此时的迁置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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