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一年唐伐龟兹一役探因 ——兼论高宗(5)

(贞观二十一年三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2](卷198，P6359)

太宗风疾一直持续至是年七月，《唐大诏令集》载：

而顷年已来，忧劳烦结，暨于兹岁，风疾弥时。

为日既久，故违其侈义，显兹令辰，加以心怀济育，事切于肌膚，亟犯风霜，疾缠腠理，每至隆曦届侯，大火摛芒。虽对寒泉，如升头痛之坂，或居珍簟，若涉炎火之林。[11](卷108，P559)

是年八月，太宗风疾病情进一步严重，齐州人段志冲竟上封事，请其致政于皇太子。[2](卷198，P6362)病情发展至如此严重程度，太宗亦深知自己为政时日不多。加之太子李治性情懦弱、缺乏治国之才。[12](P366—377)太宗不得不加快处理国是，尤其是尽快实现和巩固李唐王朝在西域与东北的治理，为将来太子李治的主政扫清障碍。这一心态在太宗首次征伐高丽时就已表露，据《新唐书》载：

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伐，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13](卷220，P6190)

并于贞观二十二年春，亲作帝范十二篇赐于太子李治。[2](卷198，P6364)甚而派遣王玄策出使天竺，力图维持恒河流域诸邦对李唐王朝的朝贡秩序，[2](卷198，P6364)可见太宗晚年对太子李治的不安与良苦用心。由此，太宗在身患严重风疾的弥留之际、不惜双线同时作战的代价，仍力主攻打龟兹、致力塔里木盆地边缘葱岭与北部天山防线构建之急切衷心，便不难理解了。

三、高宗朝策略的调整与龟兹之征服

自贞观二十一年太宗下诏征伐龟兹至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的十一年间，传世文献中甚少发现有高宗朝对战略要地龟兹的积极经营，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其登基伊始，就放弃了对龟兹等塔里木盆地绿洲四镇的直接管辖。《旧唐书》载：

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1](卷198，P5304)

上述史料中所陈史实虽与其他史料略有冲突，但高宗将安西都护府重又迁回西州一事，已为史家所公认的史实。吴玉贵先生将此段史料与《册府元龟》所载对比分析认为，这一史实说明“唐高宗继位之后放弃了唐太宗在西域建立‘四镇’的设想”[5](P381)，同时铺陈大量历史事件对此观点予以了辅证。吴先生的此番推理甚是精湛，但也并非定论。唐高宗深知以龟兹为首的塔里木盆地绿洲诸邦对于维护大唐西北边防安全之重要，并继承和沿袭了高祖与太宗朝的治疆策略，史料所载高宗弃四镇的表象，实为其在太宗离世后西域复杂形势下的迂回式战略调整。

首先，高宗朝深刻地认识到西域战略的推进和巩固非朝夕之事，也非一度采取高压震慑举措所能实现的。因而，高宗朝继太宗朝对西域绿洲诸邦一系列的武力战争之后，转而采取了册封、安抚等旨在缓和彼此矛盾、加强交往的外交手段，但同时又对其政治动向加以监视或政务的直接干涉。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龟兹国内乱，即“诏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遣归国，抚其众”[2](卷199，P6384)；是年六月，李唐王朝击败车鼻可汗，于九月将其释放，并拜其为左武威将军；[2](卷199，P6384)永徽二年(651年)，焉耆王婆伽利卒，李唐王朝应国人请复，“诏加突骑支威武将军，遣贵国”[2](卷199，P6387)。但需要注意的是，李唐王朝在对龟兹等诸邦首领实施政治笼络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其进行直接的外交干涉。吐鲁番哈拉和卓第48号墓出土的《唐永徽元年(650)后付宋赟等物帐》[14](卷2，P366)就清楚的记录了昆丘道行军在征服龟兹后，地置西州的安西都护府在龟兹的行政行为。

程喜霖先生研究认为，该《付物帐》文书的时间发生于永徽二年正月至十一月间，其主要内容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谯公柴哲威及随从王仵等人自西州到龟兹巡视，后又返回西州一事，并向西州安西都护府支付什物一事。[15](P78)虽此文书未透露出安西府在龟兹行使的具体事件，但其确实反映出高宗永徽年间李唐王朝仍在龟兹存在活动。在对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邦实施笼络缓和策略的同时，并未彻底放弃对龟兹等邦国军政事务的干涉。

其次，太宗朝屡次西域征伐的实践，以及天山南北局势的复杂变幻，使得高宗朝对认识、掌控和再次经略该地域的政局有了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和深刻认识。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城邦甘于受制于北方游牧势力的干涉，而对于中原王朝西域战略推进却如此敏感和警觉，甚而时常联合北方游牧势力共同抵御中原王朝的进攻。究其原因在于，北方游牧势力的目的在于弥补自身经济的缺陷，对于诸绿洲城邦政权的存在并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而中原王朝所实施的西域战略，不仅要占据广大绿洲，而且还要在此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将中原治理的理念付诸实施，这对于政治独立的绿洲城邦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而，尽管太宗朝多次出击塔里木盆地绿洲，均未达到理想之目的。因而，高宗朝在太宗征伐龟兹胜利之后，并未急于在塔里木盆地绿洲部署所谓“四镇”防御体系，反而将此计划暂时搁浅。究其根源，这是因为高宗朝已经意识到，塔里木战略实现的关键不在于塔里木盆地绿洲，而在于对天山以北西突厥势力的控制，尤其是在阿史那贺鲁叛乱事件发生之后，对其本质的认识愈更加深刻。由此，高宗朝在重复前朝“远交近攻”术夭折的情势下，改变了以往太宗朝以绿洲诸邦为中间，与天山以北西突厥间接较量的策略，转而为与西突厥展开了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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