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一年唐伐龟兹一役探因 ——兼论高宗(3)

昆丘道行军下的龟兹之役使得李唐政权对天山南北的经略翻开了新的篇章。首先，唐朝势力首次大规模深入天山以北地区，熟悉和实践了沙漠绿洲地形作战模式，为之后统一塔里木盆地绿洲诸邦积累了重要的战术经验。其次，凭借此次战役，唐朝较为彻底地粉碎了泥孰系在天山南北的统治权，并与乙毗咄陆系残部确立臣属关系，[5](P369)使得西域的日常政治形态重又纳入以中原李唐王朝为中心的秩序轨道。如在龟兹战役过后，“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鸵鸟军粮”，[2](卷199，P6378)尤为注意的是，薛万备仅率五十骑即说服于阗王入朝纳贡。[1](卷198，P5305)最后，回顾太宗朝的整个西域政策可知，龟兹之役及其所取得的战果，是太宗朝晚期在不适宜之时所挑起的不当军事冲突，相对实现龟兹绿洲的治理仍存在较大落差，成为太宗与高宗朝更迭之际西域边防治理中亟待处理的棘手问题。

二、基于边防大战略下的龟兹之役探因

若依上文论断，既然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绿洲诸邦在李唐王朝西域战略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那么，为何李唐王朝不于贞观十八年攻打焉耆时，乘机举兵而西尽破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诸邦，一劳永逸，却迟至贞观二十一年，方才凭藉龟兹“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为由出兵塔里木盆地。研究发现，导致史实书写上的这一不当逻辑之行为，除与焉耆、龟兹等邦国对李唐政权的反叛外，国际局势的瞬息万变、太宗弥留之际对于后世边疆治理的担忧等，亦是导致太宗朝在不成熟之际对塔里木绿洲采取行动的症结所在。

(一)唐朝边防战略中的西北和东北

西北和东北是影响历代中原政权边防治理的两大重要地域。西北和东北局势的安定是确保中原政权得以长治久安的关键。韩茂莉女士在论及西北和东北的历史地位时认为：“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空间发展进程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的武力争雄、文化交融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空间进程的主旋律。”[6](P114)就唐朝而言，西北和东北的战略部署、调整与平衡贯穿于边防治理与外交事务处置的始终。

唐代西北的地域范围大致涵盖今河西走廊、东部天山以及塔里木盆地。这些地域最早自秦汉时期即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锋地带。其对中原政权战略地位之重要，多因于该地域在军事与政治上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这些地域位于关中平原之西北，是关中形胜之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或缓冲地带。众所周知，关中四塞、天府之国，四围有黄河之险、函谷关、潼关之固，进可攻、退可守，自周人灭商、秦统天下、刘项争霸至隋统中原，一度成为古代王朝维持政权立足和统治稳定的“根本之地”。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均建都于此。李渊晋阳起兵之后，也选取关中作为根据地。关中虽为天然险要之地，但其周边亦非绝对固若金汤，尤其是关中的西北方，时刻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或河西割据势力南下入侵的威胁。因而，李渊建都长安伊始，就非常重视西北边防的经营，陆续平定薛氏父子、称雄河西的李轨政权，不仅为河东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保障关中安全延展了适当的战略空间。

李渊扫除各方割据政权，统一中原之后，突厥成为威胁西北边防的主要势力。由于国力尚未完实，高祖朝只能被迫采取“和议”之策。太宗继位之后，国力逐渐恢复，开始转变对突厥的政策，采纳裴矩“远交近攻”之计，对西突厥以和为主，对东突厥坚决攻伐。[2](卷191，P6107)攻占东天山，置伊、西、庭三州即是消灭东突厥后构建西北边防线的重要部分。之后，随着西域政局的发展，与河西走廊连通并呈“哑铃状”的塔里木盆地，战略地位日渐突出，成为高宗、则天、玄宗朝予以重点建设的边防地带。由此可见，涵盖河西、东天山、塔里木盆地的西北地域，不仅是李唐王朝确保根据地安全的军事缓冲地、抵御外侮巩固边防的战略屏障，而且是稳定中原局势、应对内乱危机时的大后方。而塔里木盆地又居战略最前沿，龟兹又为此战略前沿之中间，可谓“占据塔里木即可保卫大西北，占据龟兹即可一统塔里木”。

东北是在探讨唐代西域边防治理问题中较易时常忽略的因素，而且看似与本文李唐龟兹拓边并无直接关联，其实不然。其虽远距关中，但就战略地位而言丝毫不比西北逊色，且与唐代西域边防及龟兹等存有密切联系。其一，东北与西北两大战略要地在历代中原王朝的边防治理中显示出较强的联动性。早在西汉时期，为解除北方匈奴势力威胁，汉武帝“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7](卷73，P3126)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巡视西北边防时，发现曾拒绝向其称臣纳贡的高丽竟暗中派遣使者与突厥启民可汗暗中联络。结合杨坚灭陈后高丽由朝贡不断到“治病积谷，为守拒之策”[8](卷81，P1815)态度之转变，不难解释，高丽使者会见突厥启民可汗极可能是在促成军事上的联盟。唐太宗亲征高丽期间，莫离支就曾暗中联络薛延陀势力牵制唐朝在东北的军事部署，《资治通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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