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番国志》所见明代西域多民族社会(6)

五、结语

《西域番国志》是陈诚以使者的身份记录明朝西域社会的民族志文献，读者能够从结构与功能、象征与仪式等方面去认知古代的异文化社会，并通过“喜钱”等习俗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陈诚周密地观察、记录和参与出访地的日常生活，目的不单在于为明朝了解西域提供有关文化的参考书，更重要的是通过《西域番国志》的整体表述，向读者展现异文化的场域以及各文化要素之间的系统联系。

《西域番国志》对中亚异文化的深入描绘，将读者带入与明朝并存的时空之中，使读者接受西域多民族社会同样为华夷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另一种无法理解的文化。随着全球各地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入“蛮荒”去寻找熟悉的意义。当陈诚提笔写下第一个汉字，西域已不再陌生，他看向世界的眼睛正悄然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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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番国志》是明代人陈诚根据自己出使帖木儿帝国途中见闻撰成的旅行记录，内容包括明代西域诸民族历史沿革、地理气候、社会文化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作为目前仅存的明代西域行记之一，该书成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西域多民族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一、相关学术史回顾《西域番国志》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四库馆臣评曰：“其所载音译既多讹舛，且所历之地不过涉嘉峪关外一二千里而止，见闻未广，大都传述失真，不足征信。”[1]这一看法并不确当。1934 年，向达利用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郑晓《独寤园丛钞》 本在《禹贡》 杂志上连载了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2]，这是《西域番国志》第一次以完整内容公开呈现。199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西域番国志》 周连宽校注本，是有关该书的重要研究。其后，王继光先后出版了《陈诚西域资料校注》和《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等论著，集中反映了他在陈诚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1927 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东洋学报》上发表《明の陳誠の使西域記に就いて》，较早对陈诚出使西域的经历进行了考证。莫里斯·罗沙比在《明代出使内陆亚洲的两位使节》一文中考察了陈诚三次出使帖木儿王朝的经历，并将《西域番国志》 译成英文刊布，方便了国际学界使用。1998 年，俄罗斯学者潘克洛多娃对《西域番国志》进行了俄文翻译并校释，进一步扩大了该书的使用范围。2015年Sally K.Church将《西域行程记》 译成英文并作注释，2019年她又发表名为《陈诚出使哈烈（1413—1420年） 角色新考》，讨论了陈诚作为宦官副手在西域出使团里的实际贡献。2010 年，匈牙利学者Zsomber Rajkai认为相较于西方及日本学者，尽管中国学者对明朝和帖木儿帝国的交往，以及陈诚行记方面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总体上理论水平不高，只有少数学者注重参考国际研究成果。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学者肯定了陈诚的历史贡献，但大多流于书面恭维，有些论断仍缺乏基础，“似乎上世纪80 年代之前的学者更加重视西方学术成果”。事实上，我国学者重视国际研究与交流的传统从未中断。1994年，魏良弢先生的著作《叶尔羌汗国史纲要》里将《西域番国志》 《西域行程记》与数十种中亚文献同列为基本史料，并指出这两部书虽然较叶尔羌汗国时间为早，但自其成书之后再无西域的汉文行记，因此它们极具史料价值。1998年，刘迎胜先生充分利用波斯文史料《诸史之精华》等书，结合汉文史料探讨陈诚初使西域的历史背景，并就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交往中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对进一步认识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刘正寅先生以穆斯林文献为基础，利用《西域番国志》 《元朝秘史》等多语种史料讨论了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涵化与认同问题。2015年，刘正寅师通过对比《西域番国志》与《拉失德史》等不同语种民族志记载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往往存在差异，利用多语种民族志文献进行研究有利于揭示历史上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并发掘反映在民族志书里的认同意识。这一论断反映出当今民族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我国学者不仅善于运用汉文史料，还注重非汉文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学科视角与方法实现研究内容和理论的创新，这也正是上述学术成果共同体现的国际视野与水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西域番国志》作为基本史料在研究中亚历史地理及中外关系史、民族史方面的重要性已渐为学者们所接受，但针对该书本身的研究程度尚不够深入，没有充分挖掘《西域番国志》里记载的民族状况、社会风俗背后深层的文化意象。因此，就目前关于陈诚《西域番国志》的研究状况来看，相关成果已无法满足当今深入理解古代中国多民族交融发展的学术需要。《西域番国志》在什么背景下产生，记载了哪些值得注意的民族文化内容，这些民族志材料与书写者观点以及民族活动的客观事实之间又有何种联系？本文拟从民族志视角切入，结合相关史料加以讨论。二、《西域番国志》成书背景明成祖继位后，不断向西北地区派遣使者诏谕各地首领称臣纳贡，以减轻来自蒙古势力联合对抗明廷的压力。与此同时西域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察合台汗国一分为二，东部由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后裔统辖，西部则为帖木儿王朝所有，不过双方仍各自同明朝贸易通使。永乐八年（1410年），帖木儿帝国继承者沙哈鲁向明朝派出的使臣迷儿即剌即将返程，明成祖遂遣白阿儿忻台等人随赴哈烈宣敕赏赉。这一时期，沙哈鲁与其侄哈里因夺取君位发生冲突，明廷得悉后企图调和双方关系，永乐帝在写给沙哈鲁的国书里说：“自今宜休兵息，保全骨肉，共享和平之福。”[3]三年后白阿儿忻台返回，与他同行的还有哈烈、撒马尔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鲁番、火州、柳城、哈石哈儿等地派来的使节，他们都接受了明廷的赏赐。按照惯例西域使臣抵达汉地完成出使任务后，再由明朝派出使臣陪同其回国，此番护送哈烈等处使臣归返的便是陈诚、李暹诸人。陈诚（1365—1457年） 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他以出使哈烈的亲身经历写成《西域番国志》，时人王直赞曰：“盖一举目之间，可以明见万里之外。”[4](P310)陈诚等人行至帖木儿国都哈烈，在此逗留数月后才返回，并向皇帝呈上《西域番国志》等书，此番出使历时三年。从哈烈归来后，陈诚又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六年（1418年） 奉使西域诸国，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 成祖升遐、仁宗登祚，朝廷停止通使四夷，他的西行事业也随之结束。从此陈诚赋闲在家，寄志林泉直至离世。陈诚据西行经历撰成《西域番国志》，引起了皇帝及士人的极大关注。朱棣即位不久，恰逢帖木儿王朝沙哈鲁登基，双方皆有意重新发展关系。明成祖时期，在陈诚出使西域之前，先后有傅安、郭骥、白阿儿忻台等人代表明廷往返帖木儿帝国，他们担负着了解帖木儿去世后国情变化的责任。陈诚在《奉使西域复命疏》里说：“深恐奔走不效，有负皇上柔远之仁，重厪华夷一统之虑”[4](P315)，反映了永乐帝对西域政治变化的关切。陈诚曾受命往撒里畏兀儿、塔滩等处招谕行赏，往安南国交涉土地侵占事，积攒了一些使臣经验；在与安南国王交涉土地侵占事过程中，陈诚表现得有理有节，把他和国王往来书信整理成册以供御览，并严词拒绝了安南国王馈赠的礼品，受到了皇帝的嘉奖。他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坚持原则，是明廷委派其出使哈烈的原因之一。此番明廷派遣陈诚出使西域，胡广说：“舍子鲁其谁欤？”[4](P359)王直认为：“陈公子鲁实当其选”，并称赞他：“遍历诸国，宣布明天子德意，未尝鄙夷其人。是以其人不问大小贵贱，皆向风慕义，尊事朝廷，奔走送迎，惟恐或后。”[4](P309)陈诚懂得尊重所接触到的异文化群体，体现了他身为使节的良好素质。三、陈诚笔下的西域社会《西域番国志》呈现了陈诚对西域社会的“民族志”式的观察。 《西域番国志》 全书不分卷，共7 千余字，按照自西向东顺序记录了哈烈、撒马尔罕、俺都淮、八剌黑、迭里迷、沙鹿海牙、塞蓝、达什干、卜花儿、渴石、养夷、别失八里、土尔番、崖儿城、盐泽城、火州、鲁陈城和哈密共18 地的社会状况，具体包括当地地理、城池、舆服、官制、仪礼、土产、气候、民俗等方面，其中哈烈内容最为详尽，约占全书一半篇幅。《西域番国志》在流传的过程中分为繁本与简本两个体系，繁本保留了《西域番国志》的全部内容，简本则是它的节录[5]。陈诚自西域归来，向皇帝进呈了出使报告并保留了一份副本，副本后被收入《陈竹山先生文集》，名为《进呈御览西域山川风物纪录》，这是《西域番国志》的祖本。而交给朝廷的原本，通过史官的删减编入《明太宗实录》，只保留了2300字。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采用《明实录》的节录本作《西域记》，后来《学海类编》 《丛书集成初编》亦用此版本，题名改为《使西域记》。而明人郑晓在《独寤园丛钞》里收录的《西域番国志》及《西域行程记》，则是该书的全本。之后《独寤园丛钞》被清人沈善登编入《豫恕堂丛书》，但这套书流传不广，该书的写样和红印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19世纪30年代，向达在《禹贡》上刊布《西域番国志》用的是北平图书馆所收天津李氏家藏《独寤园丛钞》本，谢国桢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说《西域番国志》是“据明钞本影印”，从内容来看应该就是《独寤园丛钞》本。上述版本中，《陈竹山先生文集》本、《独寤园丛钞》本、《禹贡》本、《善本丛书》本属于繁本； 《明实录》 本、 《万历野获编》 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属于简本。目前，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周连宽先生点校本是比较易得的版本，不过该书以《善本丛书》本为底本已为学者指出不妥，本文亦对此有些补充。《西域番国志》里的民族志资料非常丰富，但内容大多集中在“哈烈”一篇，其他条目内的相关信息则比较少。陈诚在《西域番国志》里提到的18 处地方，除了哈烈、撒马尔罕、别失八里、鲁陈和哈密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民族状况与文化差异外，剩余条目只是简要描述了当地的地理、土产及气候。然而，根据陈诚自西向东的记载形式，仍能从这些民族志内容中观察到从中亚穆斯林、游牧蒙古人再到畏兀儿人之间的文化过渡现象。下文引述的相关民族志材料，不仅是这一文化现象的佐证，而且本身也包含了大量民族与文化的问题亟待探讨。（一） 哈烈作为明朝官员，陈诚首先注意到的是帖木儿王朝的政治制度。帖木儿王朝的君主“国人皆称之曰锁鲁檀。锁鲁檀者，犹华言君主之尊号也。国主之妻皆称之曰阿哈，其子则称为米儿咱者，犹华言舍人也。”[6](P532)锁鲁檀即苏丹（Sultān），汉文史料亦作“算端”“苏勒坦”，是穆斯林国家统治者的称号。在波斯语里阿哈（āqā） 意为“夫人、太太”，米尔咱（mīrzā） 则表示“亲王、王子”。帖木儿王朝没有复杂的官制，他们所有事情皆由刁完官处置。上下级之间的官方文书也不用印信，只需要当权者用刻有名字的私人戒指画押即可。他们的刑罚也比较轻，“若有致伤人命，亦不过罚钱若干，无偿命者。其余轻罪，略加责罚而已”[6](P537)。哈烈的建筑给陈诚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屋舍大多用砖石垒成，富贵人家的房子和国主不相上下，穷人则住平头土屋或者毡帐。因为气候少雨，一般房顶不用瓦，屋内利用天窗采光。国主及富人多修果园，道路两旁建有土屋供往来行人休息，这些房子叫做“朗哥儿”（langar），而内部能提供饮食的旅店则称“腊巴儿”[6](P545)。城里的“默得儿塞”（madrase） 是专供学生及宗教人士修习经文的场所，“巴咱儿”（bāzār） 则是7 天一次的交易集市。由于当地四季多风，所以陈诚见到了许多利用风力碾碎谷物的磨坊。仪俗是陈诚在《西域番国志》里着重描述的内容，这或许与他的使臣身份相关。在哈烈，“凡上下相呼，皆直比其名，虽称国主亦然……凡相见之际，略无礼仪，惟稍屈躬，道撒力马力一语而已。若久不相见，或初相识，或行大礼，则屈一足，致有三跪。下之见上，则近前一相握手而已。平交则止握手，或相抱以为礼，男女皆然”[6](P533)。见面礼是社会交往的基本仪式，“撒力马力”和“撒篮”（salām） 则为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哈烈的饮食礼仪与中原内地也不一样，通常人们吃饭不用桌凳，大家席地而食，宴会时则环列而坐，“肉饭以手取食，羹汤则多以小木瓢汲饮”[6](P533-534)，并在席间分发“喜钱”以为娱乐。哈烈人之间凡是互相馈赠或进奉礼物，一般以九为基数，而礼物的内容则不固定。收继婚是当地婚姻常见的一种形式，而凡遇丧葬则“俱不用棺木，惟以有囊裹尸置于墎内。富家巨室多于坟上高筑土室，恣于华靡。贫民下户坟墓止于居屋旁，绝无所禁忌”[6](P538)。在服制器物方面，陈诚注意到以白布缠头、身穿窄袖、服色尚白，是当地上至国主下到民众的普遍着装特点，而且富人尤爱用翡翠一类的珠宝作为装饰。哈烈地区交易通行银钱，币制按照轻重分为等哥（tanka）、抵纳（dīnār）、假即眉，而所铸铜钱“名曰蒲立（pūl），或六或九，当一假即眉，惟于其地使用，不得通行”[6](P536)。当地的手工艺品以瓷器和琉璃为代表，不过瓷器不及中国的轻清洁莹，陈诚认为大概与这里的土壤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哈烈人以牛羊脂油做的铁制火炬，以及他们在帐房中用绳索来回牵动生风的风扇，都令陈诚感到非常新奇。在陈诚看来，哈烈地区的农业生产比较粗放，主要采用广播种少耕锄的方式，不过产量仍然不低，这与该地土壤肥沃有关。当地人畜养鸡鸭犬羊，尤其重视精心培育良马，但绝不养豕。城里的商铺则按照不同品类各聚一处，由于人们很少在家做饭，通常去店铺买现成的食物，因此大多数门店夜不闭户，可以一直营业。（二） 撒马尔罕撒马尔罕是帖木儿帝国另一座重要的城市，陈诚称之“壮观下于哈烈”。 《西域番国志》 关于撒马尔罕的记载不多，因为陈诚在此处居留的时间较短。撒马尔罕是商业性大都市，“城内人烟俱多，街巷纵横，店肆稠密，西南番客多聚于此。货物虽众，皆非其本地所产，多有诸番至者”[6](P553)。在城市东北角有一处宗教场所，规制精妙，人们在中央的房屋里讲习经文。陈诚还注意到，撒马尔罕的民风民俗和哈烈并无区别。（三） 别失八里别失八里地处沙漠之中，在陈诚看来，该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一地区地理环境的影响。别失八里没有城郭宫室，人们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帐房随处而安。帐内铺设氊罽，无论寒暑皆在地上坐卧。当地首领马哈木为察合台诸王后裔，世代受封于此。马哈木“戴小罩剌帽，簪鹚鹆翎毛，衣秃袖衫，削发贯耳”[6](P561)，当地妇女则以布裹头，身穿窄袖衣服。饮食方面，人们主食为肉和奶制品，偶尔吃米和面，蔬菜则非常少有，饮品则以动物乳汁为主。在陈诚看来，这里风俗比较落后，生活水平不高，君臣上下之间的差别也不明显。（四） 鲁陈城陈诚观察到鲁陈的居民通过不同的装扮，以表示他们归属不同的族群：“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有为畏兀儿装束者，男子椎髻，妇人蒙以皂巾，垂髻于额。”[6](P568-569)但这种差异只表现在头饰方面，无论回回人还是畏兀儿人，他们的衣服和语言文字都是一样的。该地人民淳朴，风俗与土尔番、火州相同。（五） 哈密哈密是明朝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西域番国志》记载：“今为西北诸胡往来之冲要路。其人多犷悍，凡经此处必有求马。蒙古、回回杂处于此，衣服习俗各有不同。”[6](P569-570)由于哈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它成为明朝与西域诸国之间重要的人口集散地。当地居民有数百户，在土屋矮房里居住。这里的农耕虽然采用粪肥，但产量和作物种类并不丰富。四、民族志视角下的西域族群与文化《西域番国志》里的民族志内容十分丰富，既包含对明代西域地区多民族分布情况的描述，也有从他者视角对当地文化现象的观察。这是《西域番国志》不同于一般游记的地方，也是该书作为民族志材料的价值所在。与陈诚行访西域的同一时期，西班牙派克拉维约前往撒马尔罕，沙哈鲁命盖耶速丁出使明朝，他们分别留下了旅途见闻《克拉维约东使记》和《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题材与内容上和《西域番国志》比较接近，下文将引述这两本书的部分文字对比说明。（一） 回回、蒙古与畏兀儿人陈诚在《历官事迹》 追述这次西行经历：“实经由西域诸国一十六处，皆西番、畏兀儿、回回、鞑靼各色人氏”[4](P356)，大致反映了《西域番国志》记载的民族状况。关于这一时期中亚地区的民族分布，《拉失德史》的英译者已在绪论中详加说明[7](P82-111)，而遗憾的是译者无法直接使用汉文材料。之后，刘正寅师以穆斯林文献为基础，结合汉文文献考察了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涵化的过程，并指出15世纪初中亚蒙古各部虽然信奉了伊斯兰教，但依旧保持着典型的传统游牧文化。这一情况直到叶尔羌汗国时期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原先察合台后王统属的蒙古部落被迫退往天山以南绿洲地区，他们的游牧生活也转为定居农耕，并迅速实现突厥化，融入到今天的维吾尔族当中产生了新的民族认同[8]。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就《西域番国志》里提及的族群状况略作分析。回回是陈诚途中遇到的主要群体，有关他们的生活习俗集中收录在“哈烈”“撒马尔罕”条内。元明时期的回回在不同语境里含义不一样，当作为文化含义出现时可以指代穆斯林，但作为民族概念时并不等同于穆斯林，而是指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族群[9]。 《西域番国志》 里的“回回”含义更加明确，他们是定居生活的穆斯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回回在《西域番国志》里有两个群体，即帖木儿帝国统辖下的穆斯林和吐鲁番、哈密地区的伊斯兰信众。尽管他们都是穆斯林，头饰也有相近之处，但语言文字和衣着却不一样，前者使用察合台文、穿窄袖衣，而后者使用畏兀儿语言和服装[10](P571-575)。关于回回群体的身份特点，与书中所述“蒙古”“畏兀儿”对比即知。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答儿麻失里宣布摒弃佛教，接受并开始在其境内推广伊斯兰教，当时追随他成为穆斯林的只是阿姆河以北的蒙古贵族，汗国东部的蒙古贵族仍拒绝接受伊斯兰教，直到1353 年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一向保守的东部蒙古贵族也开始接受伊斯兰教[10](P565-568)。尽管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对西域宗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不同民族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仍有明显的界限，陈诚指出养夷城一带为蒙古与回回的政治边界，养夷以东的别失八里“即蒙古部落也”[4](P323)。察合台后王黑的儿火者于别失八里建国，他死后汗位再传至子马哈麻，即《西域番国志》之“马哈木王子”。陈诚见其“戴小罩剌帽，簪鹚鹆翎，衣秃袖衫，削发贯耳”，发服采用穆斯林式，却不径称其回回。陈诚说：“马哈木盖胡元之余裔。”在他看来，马哈木是成吉思汗血统的继承者，仍属于蒙古人，所率部落大多也保留了蒙古旧俗。而且这些蒙古部落长时间保持着自己的身份，《拉失德史》说：“四大汗国中有一大汗国属于蒙兀儿人，他们分成两个支系：蒙兀儿人和察合台人。但是，这支系由于互相敌视，时常互相以特别的绰号来称呼对方，以示鄙夷。因此，察合台人把蒙兀儿人叫做‘察台’，而蒙兀儿人则把察合台人叫做哈剌瓦纳。现在，察合台人除了巴布尔·帕的沙的子孙而外，业已一无遗存；察合台人的土地现今已被某些其他文明民族占据。但是，蒙兀儿人至今还有三万人左右住在吐鲁番和哈实哈儿附近。”[7](P375-376)其中蒙兀儿人是指生活在草原地区、仍然保留蒙古游牧传统的蒙古人，在该书作者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生活的时代，可见这种族群认同差异仍然存在。《明史·西域传》称别失八里：“饮食衣服多与瓦剌同。”[11]《西域番国志》 记载该地：“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毡罽，不避寒暑，坐卧于地。”[6](P560-561)诚如前辈学者所言，尽管这一族群已接受伊斯兰教，但生活风俗保留游牧传统，所以他们依旧被视为蒙古人。当时的蒙古部众与农耕区的穆斯林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西域番国志》里记载畏兀儿人与回回的族群特点也不相同：“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有为畏兀儿装束者，男子椎髻，妇女蒙以皂巾，垂髻于额，俱衣胡服。”[6](P568-569)这里所说的畏兀儿，是指生活在吐鲁番、火州、鲁陈的高昌回鹘后裔。高昌回鹘以佛教为国教，陈诚在吐鲁番见到当地民众“信佛法，僧寺居多”，并描述了一些当地的佛教文化景观[6](P563-565)，说明他们仍保留了原先的佛教信仰。尽管在鲁陈的畏兀儿与回回人“方音皆畏兀儿语言”[6](P569)，但因他们宗教信仰不同，陈诚仍将他们视作两种族群。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哈密地区也有畏兀儿人的活动，马文升《兴复哈密国王记》曰：“哈密国，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12]《明史·西域传》采取了这一说法。《善本丛书》本《西域番国志》在谈及哈密时说：“其人犷悍，凡经此处必有求马。蒙古、回回杂处于此，衣服礼俗各有不同。”[6](P570)然而《文集》本“马”字作“焉”，“回回”作“回鹘”[4](P325)。回鹘不能等同于回回，明人著作虽有将两者混用的情况，但陈诚对他们的区别应是清楚的。他在一同进呈御览的《狮子赋》里说：“经高昌、车师之故地，达蒙古、回鹘之部落。”[4](P334)这里的回鹘对应的是活动在吐鲁番地区的畏兀儿人，反映了其对回鹘民族的认识。收录在《明实录》里的简本，相同材料表述稍有不同：“哈密为西北诸胡往来要路，人性犷悍，与蒙古、回回杂处，礼俗各异。”[3](P1892)“与”字可以理解为和蒙古、回回人并列的哈密人，这一群体或为与蒙古、回回相异的畏兀儿人。明代哈密是畏兀儿和回回人的重要聚居地，《西域番国志》无论写作回鹘、还是回回，都符合哈密的民族分布状况，周连宽校注本将“回鹘”径作“回回”是不恰当的[13]。《沙哈鲁汗遣使中国记》记载公元1420年帖木儿帝国派往明朝的使臣途经哈密，他们注意到城里既有宏伟的清真寺，也有规模很大的佛寺[14]，说明在这一时期当地文化多元、民族杂居的现象仍然存在。（二） 宴会上的“喜钱”宴会是礼仪表达的重要场景，《西域番国志》对此记载颇详：凡宴会之际，尊者饮酒，则下人皆跪。酒进一行，则陈币帛，次进珍宝及金银钱，杂和为一，分散四座，余者乱撒座间及前后左右，观望执服事之人，使之竞拾，喧哗叫笑，以示豪奢，名曰喜钱[6](P551)。仆役跪着为主人及宾客供应酒菜，这一点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也留意到了[15](P130)。原因固然与“宴会用低桌”有关[6](P534)，众宾客席地而坐，如果仆役站着反而不便服务，但它同时也向与会者传递着一个信息：主人、宾客与仆役之间的身份与地位有明显区别，只有当侍从们跪着时，主人的权力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证明，体现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仆从是主人意识的延伸，在接下来的活动里，主人的权力进一步放大了。每当喝完酒他就会慷慨地将金银珍宝赠送给在座者，这一项活动并非一次就结束，而是贯穿于整个宴会当中。赠送礼物的方式很有意思，主人将诸多物件杂合为一，说明送礼重在形式而非内容。其余未分完的礼物则毫无规律地扔在席间，令仆从们去争抢，争抢的过程同样是宴会的娱乐方式。这种赠送礼物的方法，不仅为了让与会者尽兴，更重要的是“以示豪奢”。克拉维约对此活动也感到新奇，但他的记载稍有不同：饭罢，由宫内高级官长捧来银盘一只，盘内满盛银钱。帖木儿取之以抛撒在座各人之身上。盘内所余之银钱，皆由内侍塞入我们袋内。又取来哈达，赏赐各人[15](P131)。这次活动同样彰显了主人的权力与好客。首先一部分礼物直接被扔到人们身上，这种举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无礼”，似乎令宾客蒙羞。每人能够得到多少，并没有明确的数目，完全取决于主人。接下来剩余的银钱由侍从们送给了宾客，这是陈诚没有提及的。无论“使之竞拾”的银钱是交给了宾客还是仆人们自己收下，都反映了主人的意志。在发放“喜钱”的活动中，包含了主人与宾客，礼物的赠予与接受两对关系。主人以夸张、奢侈的方式赠送礼物，目的在于向宾客炫耀自己的权力与财富，这与人类学家观察到古式社会的“夸富宴”十分相近。不同的是，主人与宾客不再局限于原始氏族的个人或集体，而是以国家的形式进行礼物交换；参与这种交换的不再是整个群体，而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使臣。使臣们代表各自的政权接受地主国的礼物馈赠，无论这些礼物是赠送给集体还是他们个人，主人都在竭力向对方宣扬他的权威。夸张地给予是这场活动的主题，但它从来不是单独出现，当陈诚出席这场分撒“喜钱”的宴会时，也就意味着他代表的明朝必须付出接受和回报的义务。因此我们注意到，盖耶速丁代表沙哈鲁出使明朝时，同样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并被某些仪式场面深深震撼，这是明朝作为主人在向宾客宣示他的权力和财富。元明时期中原与西域官方往来形成一种习惯，即一方使臣抵达完成使命后常由另一方派出使臣陪同回国，身为明朝代表的陈诚正赶赴一场盛大的交换活动，接受“喜钱”是这场仪式里的重要环节。五、结语《西域番国志》是陈诚以使者的身份记录明朝西域社会的民族志文献，读者能够从结构与功能、象征与仪式等方面去认知古代的异文化社会，并通过“喜钱”等习俗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陈诚周密地观察、记录和参与出访地的日常生活，目的不单在于为明朝了解西域提供有关文化的参考书，更重要的是通过《西域番国志》的整体表述，向读者展现异文化的场域以及各文化要素之间的系统联系。《西域番国志》对中亚异文化的深入描绘，将读者带入与明朝并存的时空之中，使读者接受西域多民族社会同样为华夷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另一种无法理解的文化。随着全球各地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入“蛮荒”去寻找熟悉的意义。当陈诚提笔写下第一个汉字，西域已不再陌生，他看向世界的眼睛正悄然睁开。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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