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僧昙曜》 | 西域高僧和山东文士，跨越1

文/ 石囡

壹

一千五百多年前，一个叫昙曜的高僧从西域来到平城，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一千五百多年后，一个叫于立强的青州文人驻足云冈，写了一本书叫《高僧昙曜》。

这是当代文学作品中，第一本专写昙曜的完整传记。

爱人研究佛教美术，先一口气将这本书读了（朋友圈为证），赞了，又推荐给我。我读得狡猾，有时粗粗掠过，有的地方则细细勾画揣摩，感觉凸出纸面的东西，不仅是那些文字。

我看到两张脸的重叠。一个是吴为山雕凿的昙曜塑像，一个是作者于立强的脸，一张嶙峋，一张瘦硬。

我感受到两个灵魂之间的碰撞。一个古代高僧，一个当代文人，在我面前的方块字间相遇，中间夹着一大块北魏版图，还有五胡的厮杀声、流民的哭声、嗡嗡不绝的诵经声，夹着凉州的残月、燕山的雪花、平城郊野的草民。

“北魏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大同市作家协会和平城区政府合作的一个文化项目，丛书共11册，涉及11个人物。这11个人物中，昙曜的历史记载最少，仅千余字。在千余字基础上写一本书，写实了会“枯”，写虚了则“野”，不好把握。但当初选题的时候，于立强为什么会单单选中昙曜？

作者于立强在后记中说，这是“不期而遇”的缘分。这让我想起历史上的另一次相遇，当初道武帝“徙山东六州民吏”后，青州一带的名士们就已经在平城等着昙曜了。

贰

读罢《高僧昙曜》，我在一张A4纸上写下六个字：文情，学养，侠气。

这六个字是直觉。不妨就从这六个字入手，有一茬说一茬，谈点零星感受。

于立强先生，山东青州人。他少时就才情出众，在《青州报》《青年月刊》等一堆刊物上崭露头角；青年时游学三晋，和昙曜一样，也颇有点颠沛。入职大同大学后，短篇小说屡登《山西文学》头条和《佛山文艺》等刊。说他有“文情”，是因为他的作品中总有着一代人或一个“族群”的挣扎与思考。正如他那首民谣《人在异乡》所传唱的：“这样的道路要通向何方/人间是否也有天堂/当黑暗堆积与光明对抗/纯粹的水该澎湃还是落荒”，他在创作昙曜传记的时候一定想过，那些偶然和必然的事件，那些个人的选择和使命，文化的遭遇和命运，在历史动荡中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读研时，于立强师从著名学者欧阳健先生，读了些汗牛的典籍，学会些累人的“认真”，攒了些唬人的学养。这份“认真”算是把他坑苦了。当初选题刚定，我曾不怀好意地给于立强出谋划策：“既然关于昙曜的记载那么少，你不妨抛开历史信马由缰信口开河，反正，没有人能证明你说的不对。”于立强却不。就不。写《高僧昙曜》这两年，于立强生生把自己逼成一个苦行僧，或者说是昙曜附身。因为缺乏资料，他翻阅的相关资料反而比别人更多。因为昙曜留下太多的“迷”，他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可怕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资料缺乏反而逼迫我成就一种‘开拓性'的工作”——他力求周密、可信，追求一种学术的品质。他坚信历史的岩石里藏着一尊昙曜的雕塑，他要做的就是凿开岩石，找到那尊雕塑。

这种行为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不小心，高僧昙曜的传记就变成学术论文啦，而且，是死难看死难看那种。

结果“死难看”了吗？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诗意浓郁，侠情洋溢。因为于立强在“学养”的基础上还有“文情”的加持。他用色调、触觉和乐感复原历史，加入小说叙事，加入散文化笔调，加入诗歌意向，最关键的是，在冰冷的历史中，他加入了烟火气和人味儿。

叁

我读《高僧昙曜》，见作者从昙无谶写起，从玄高写起，便知他是诚恳的。昙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在昙曜身后，是公元五世纪那些被争夺、被强徙，那些托钵而行、踉踉跄跄，步入平城的整个西域僧侣群。

于立强的《高僧昙曜》第一章，就是写在这样的乱世大背景下，一个普通僧侣昙曜的早年经历，他的心路历程，他的觉悟，他的迷惘，他的坚持。有一个细节，作者拿捏得十分巧妙——“作别天梯山”。昙曜回想起那些年跟随师父在这里开窟造像，所忆历历，入情入理。这是昙曜的发心处，也是文化的交汇处。这个交汇处才是昙曜真正的起点。他不是一个只埋头经文的修行者，否则就不会有容纳两大洲艺术精粹的云冈石窟出世。

武威·天梯山石窟

学者宿白认为，中国内地的石窟艺术率先在武威天梯山萌芽，而且正是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于立强写昙曜作别天梯山一截，经得起推敲。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zonghexinwen/2021/0413/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