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僧昙曜》 | 西域高僧和山东文士，跨越1(2)

第一章题名《徙自凉州》。从凉州内徙这一段，写得尤为动情。单列出来，也是一篇绝美散文。不妨原文摘两段：

“队伍沿石羊河进发，两岸是平阔的田畴，一度丰硕的庄稼，已被魏兵抢割一空，茂盛的泽草也早被魏军的战马践踏啃食殆尽，此时的旷野秋风肃杀，满目萧索。僧人的行囊不像拖家带口的普通百姓，大多是一个瘦瘦的包裹而已。昙曜的包裹里，有几套换洗的僧服，两双僧鞋僧袜，数件法器，还有无谶师父留给他的那几部佛经。昙曜不时地探手捏一捏包裹，生怕这些东西飞走似的。他想起了师父，觉得师父真是可敬可悲可叹啊，诚心诚意地为蒙逊做事，到头来却落得命丧荒漠，尸骨无收，岂非正像这善恶交织的荒原，有谁会想到它不久前还是那么繁盛热烈。是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什么风光无限，从来都是花开花谢，云卷云舒，一切皆始于自然，皆归于自然。

……

啊，凉州！这是一片多么沉重而又浪漫的土地呀。许多年以后，“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写下《凉州乐歌》：“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又过了多少年，太武帝的十六世孙、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看得出，凉州已经又是一派歌舞升平、玉楼笙歌的景象。然而，温子升的凉州已经不是昙曜的凉州，元稹的凉州更不是昙曜的凉州。昙曜的凉州，永远定格在了太延五年（439）年十月的那一天，人去城空的姑臧，只挂着一钩惨淡的弯月，飘荡着一曲断肠的琵琶。”

这是一段死亡之旅，也是昙曜精神上的重生之旅。他“澄澈中夹杂迷茫，矛盾中含着期待”。昙曜也是人，只不过，他是婆娑世间里准备以另一种方式涅槃的一个。

昙曜们的东徙之路，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之路

肆

鲜有人知道，于立强有一个武侠梦。他有过写一部《中国武侠小说史纲》的计划，他的硕士论文写的也是“俗文学中的狄青”。那么写昙曜，会不会也有些“侠”的精神在里头呢？

高僧亦可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就是入世的慈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昙曜身上，还真不是一句空话。

历史由人构成。臣民是人，帝王也是人。

高僧呢？

云冈石窟入口的昙曜雕塑

文学即“人学”。于立强以人学的角度将昙曜引入朝堂。在书中可以看到，昙曜在魏都的地位有些尴尬。作为僧侣，他涉足的却多是俗务。世俗中诸多矛盾纠葛，哪如遁入丛林读经来得清静？是常人也好，是高僧也好，首先是作为人的昙曜，焉能没有一点内心的纠葛？在这一点上，《高僧昙曜》这本书中没有回避：

“昙曜任沙门统的时间不会少于二十年。这二十余年是昙曜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他内心感到最为彷徨痛苦之时。他有时不禁恍惚，弄不清自己到底适合当僧人，还是更适合当官；自己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在弘法，还是为了讨拓跋氏的欢心。……年轻时由坐禅而获得的那份淡定似乎已所剩无几……他现在正披着佛教的外衣干着世俗的政治的事业。”

但这条路正是他选择的。

这种选择恐怕牺牲很大。正如本书后记中说：“为什么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如此之少，为什么他作为一代高僧，慧皎的《高僧传》里却无他的应有之席位？”全书结尾处，于立强分析慧皎的意思：

“僧人以隐逸为高，有的虽在当世享有大名，却一味地攀附权贵，迎合时俗，博取虚誉，他们只能算是名僧，而不是高僧。很遗憾，昙曜被慧皎归入了这一类僧人。”

亦僧亦官的昙曜，在当时恐怕并不被那些出世的高人们所理解和认可。

但对于昙曜来讲，这种牺牲，不过是对名相执著的放下。

通俗一点的理解，这也正是昙曜的“侠气”所在处：他何尝不知道会遭到“慧皎们”的轻视，但为了某种终极的追求和理想，不得不沾点秽气；再说大点，有感于苍生之苦，总得有人做些什么。

云冈石窟

那就我来做吧。

他改革僧官制、营造云冈石窟、鹿野苑石窟，创“僧祇户”“佛图户”制度，诸多事迹在《高僧昙曜》一书中都有详述，读者诸君不妨自己慢品，不必听我唠叨。

于立强写朝堂下的昙曜，有血有肉。这让人在阅读中感慨不已：昙曜在政治集团的“夹缝里觅生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无时无刻不是惊心动魄，也无时无刻不在否定之否定中炼狱。我相信，作者在落笔的时候，内心也是痛苦的。沙门统呀，沙门统。他笔下的沙门统昙曜在他的痛苦中逐渐丰满起来，清晰起来，也逐渐圆滑起来。或者说，高僧昙曜同时也复杂起来，模糊起来。这清晰而圆滑的昙曜，这复杂而模糊的昙曜，都是昙曜。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zonghexinwen/2021/0413/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