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眩雷塞新考(6)

综上，从目前研究来看，笔者认为眩雷塞位于哈鲁乃山至巴音乌拉山的汉塞之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可能并非目前学界所拟定的乌兰布拉格障城，其具体位置当在哈隆格乃山谷西南方向的40～45公里范围内。与眩雷塞对应，增山县当位于它的东方，其地相当于今内蒙古磴口西南方向，北临三封县所在的哈腾套海苏木。当然，关于眩雷塞与增山县的确切位置仍需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来确认。

《史记·匈奴列传》将建立眩雷塞并在其周边屯田，与置郡朝鲜、河西走廊，和亲乌孙诸事并提，显示出眩雷塞极度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囿于史料记载，长久以来对于眩雷塞的塞防体制与屯田组织情况不甚明晰，这里我们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尝试对此作简单讨论。

关于眩雷塞屯田的历史，因史籍当中并无详细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出土文物与居延汉简管窥当地屯田的组织管理情况。如前所述，眩雷塞与增山县所在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在西汉时是重要的屯田区域已被考古工作所证实。1973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于内蒙古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中发现“西河农令”印。[39]汉武帝时，西汉于边郡设立农都尉，《汉书·百官志》载：“武帝时，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40](卷28《百官志(五)》P.3621)农都尉为郡一级的屯田主管官，受郡太守节制。[41]居延汉简(编号214·33A)“武□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42](P.144)，即表明西河郡设有农都尉一职。农都尉的下设机构称为“田官”，田官之长即为“农令”。“田官”与前述部都尉之下机构“候官”均为县一级之机构。《史记》载元狩四年(前119)“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元鼎六年(前111)“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这说明武帝时期西河郡设置有田官，“西河农令”印当属西河田官长官之印。[43](P.233)

另《日本书道全集》中最早收有“西眩都丞”一印印文[44](P.61)，但该印出土地点与年代均不详，现存上海博物馆。[45](P.56)《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称该印来自成立于1900年的书画收藏与拍卖行——上海朵云轩[46](卷1《玺印(上)》P.208)，则此印或为民间收集。印文中的“西”字系“西河郡”的省文，“眩”字系“眩雷塞”的省文，西汉官印于所署地名有省文之例。[47]印中的“都丞”一职，现存史籍缺载，但可从居延汉简中证实其职。

入糜小石十四石五斗，始元二年十一月戊戍朔戊戍，第二亭长舒代田仓验乞，都丞延寿临。[42](P.461)(编号：273·24)

小石十五石，始元三年四月乙丑朔丙寅，第二亭长舒受斥胡仓验乞，都丞延寿。[42](P.196)(编号：273·8)

由以上两简可知，都丞为管理代田仓、斥胡仓的专设之官，其职责是为屯戍军队筹措与发放粮食。有学者认为代田仓、斥胡仓当属于农都尉管辖[48](P.288)，则都丞当属田官机构中的官员而且与农令平级，负责管理边塞粮仓。代田法自武帝末年实施，逐渐推行于边塞各处，眩雷塞也当设有代田仓，只是代田法传至眩雷塞，需经过一段时间，则此印的年代当在昭帝以后。[47](P.63)至于斥胡仓，目前因缺乏相应资料，不能断言眩雷塞是否设有。

据上述两简及编号273·9[42](P.196)、275·21[42](P.198)、278·9[42](P.199)、557·8[42](P.280)四枚居延汉简可知，“都丞延寿”其人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到汉昭帝始元三年(前84)间历任“居延农亭亭长”“第六部农长”“都丞”职务。可见，西汉农都尉之下除去农令与都丞，还设有农长、农亭长等职务。由此可知，西汉边塞的“田官”下辖若干部，长官称为“农长”，而农长之下管理若干农亭，其长官为“亭长”。

总之，在西河农都尉与农令之下，眩雷塞当地也当设有农长与农亭长管理屯田积谷之事。此外，眩雷塞当地还有隶属于西河农都尉的都丞一职，以管理当地的代田仓，这进一步凸显出眩雷塞在西河郡边塞上的重要地位。

“眩雷塞”之地理方位及军屯体制的认定，涉及秦汉西北诸郡与其边塞的设置过程、辖区范围与变动、用兵方略和组织管理，更关系到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匈奴部族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河套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与多民族的发展变迁。不过，囿于目前材料限制，眩雷塞所在的汉塞走向究竟是向西南延伸至休屠泽，或是围绕乌兰布和沙漠东南连接于贺兰山北，以及西河郡西部的大成、虎猛等县的地望等问题，尚未厘清，只能寄望于未来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509/6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