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域到中亚中国的中亚认知及其历史变迁(4)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被我们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结果，其背后的意义反而为我们所忽略了。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而生存了下来。在早期地方自治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各省份和都市的许多政治活动家们是用民族危亡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行动的。甚至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岁月中，从来没有什么将某一省份分离出去的行动或建立邦联的建议，能够同中国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相匹敌。[12]

这种对本国疆域与政治的统一性认知，使中国知识界在对20世纪以来中亚的社会与政治转变的认知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性，并塑造了认识框架中的旧“中亚”与新“中亚”的断裂性格局。

所谓旧“中亚”，这里指的是俄国尤其是苏联治理时期的中亚，这是一种附属于苏联统一体的，具有内部联系畅通性的20世纪20年代至1991年的中亚结构。这种认知结构，附属于对苏联的认知，并以“苏联问题”的形式被囊括进来。在二战结束，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巨大变革和中苏关系的后续演变，“苏联问题”也从一个世界革命阵营的问题转变为有一个与“第三世界”问题相对的议题，与之相应地，中亚也从苏俄革命话语下链接俄国本土革命及远东被压迫民族与殖民地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转变为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西北局势的工具，更成为使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淖的跳板与通道。

1991年底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相继独立，不仅折射着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作为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以联盟国家彻底解体的方式，将一个世纪之前英俄“大博弈”的胜利果实基本上全数吐出，并意味着原本从属于苏联内部秩序的中亚区域越出了国内秩序层面，开始进入世界秩序领域，成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周边国家的中亚议题，体现在中国的认知框架中，则形成了某种程度上依然在发展的新“中亚”。如果我们观察中亚五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91年底）和同样脱离自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庆祝独立的时间点（1917年或1918年），就可以发现，这种新“中亚”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中亚五国国际政治时间“开始”于1991年底，而不是1917年或1918年，它是以中亚五国作为独立政治单元的正式出现以及统一中亚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的瓦解为前提的，是以脱离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和内部分工格局进而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为方向的。我们对中亚认知层面的连续性断裂，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得以显现。

结语

对中国而言，中亚五国的独立，意味着原本附属于中苏关系的中国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关系正式转变为新的对外关系，同时，由于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存在漫长的边界线以及民族、宗教方面复杂微妙的联系。

“中亚”在“一带一路”规划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因此，在原先的“苏联问题”基础上，形成了以中亚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新的“中亚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周边态势，与原有的“东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南亚问题”等相区别，而折射到中国的对外认知领域，则形成了鲜明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与中国西北边疆相邻的区域，在中国的历史认知层面曾被长期关注，甚至在某些阶段其部分区域还曾纳入过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范围，因此具有某种历时性的认知延续性与传统认知图景；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政权区域范围并不重合，也往往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尤其是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划界，将原有的汗国结构彻底打碎，进而在区域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形成新的中亚各共同体认同。因此可以说，中亚区域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当代中亚各国本身历史（民族国家史）的历时性变迁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连续性的叙述，进而使其在与中国关系的外部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现形式，即其“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的古老性并存，以此就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实现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非洲的诸多国家等，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如蒙古等国”，[13]从而在与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互嵌性[14]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完全脱嵌性[15]之间形成了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的新“断裂”，这也成为我们如今在面对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时，在认知层面所出现的基本特征。[16]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414/5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