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域到中亚中国的中亚认知及其历史变迁(3)

纠结的“他者”：近代语境下的中国中亚认知语境

认知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分类问题。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殖民探险的推进，人们对于世界各大区域内部空间的认知逐渐充实，在西方既有知识框架下那些曾经未知的“空白地带”被一块块填满。近代中国在域外认知上也逐渐受到这些西方“域外者”观念的影响，开始对周边和域外各国的情况有了更多基于西式分类的认知。这种情况，正如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所写的那样：“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9]在这一过程中，受外部知识引介渠道的影响，国内近代知识界对外域的认知主要围绕当时的欧美列强展开，对于俄国主要关注其欧洲部分的情况，此外，在对于其他周边国家的国情介绍则主要集中于对朝鲜、日本、暹罗（泰国）、阿富汗等国，对于其他区域国家的认知还较为缺乏。

我们注意到，在殖民时代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西方殖民者逐渐形成了对于东方世界的认知，并确立起了“西方”高于“东方”的分类倾向。“东方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既被用来指称欧洲内部的巴尔干问题，也被用于指称俄国问题。由于俄国在整个近代都被看成是欧洲的一个“他者”，而富有连带性的是，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大博弈”过程中，随着俄国逐渐掌握主导权并最终吞并中亚大部分区域，中亚也从一个历史意义上的“东方”转变为一个欧洲“他者”的边缘性组成部分。在当时中国的对外知识视野中，这一区域既附属于俄国，又与中国历史有紧密关联。对此，1894年至1895年间受命出使俄国的王之春就曾这样描述俄属中亚的情况：“其里海部地本膏腴，然陆地四塞，人民五方，鞑鞑里之遗孽今虽衰替，然蒙回情性易变，非绥之以德意，柔之以文教，未易治也。喀复喀斯部本匈奴遗种，即唐突厥之可萨部，颇长武力，亦如我中国之锡伯索伦，而部众顽梗，犹未尽洽于海米勒之治化……俄其尚知此意乎？”[10]可以说，这一区域对当时的近代中国而言形成了一种既与历史相连，同时又成为域外列强一部分的内在紧张，构成了一种所谓中国的“他者”形象。在这种欧洲对中亚、中国对中亚的对视中，作为“他者”的中亚成为既折射欧洲和西方，同时又衡量近代中国的重要对象。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转型，在文化层面改变了知识阶层的认知框架，专业化开始具有更高的地位。正如列文森所指出的：

所谓“旧中亚”，即苏联治下的中亚。

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要求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终于被废除）的呼声也不断增长起来。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并使官吏不能获得保卫国家所需要的有用的专业知识的文学形式，八股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随着国家概念的变化，官僚教育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在韦伯看来与资本主义以及职业化取向相对立的美学价值和儒家君子“自我满足”时代的结束。[11]

由此而来的是，近代真正意义上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创立，并取代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一批有过专门培训的官员开始进入对俄事务处理过程。

1917年相继爆发的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中亚的这种“他者”角色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激变。作为俄国范围内被动反应的区域，包括民族-加盟共和国划界在内诸多新知识与新分类对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后续影响甚至波及当时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改革事务（如印巴分治等）。与此同时，中亚在苏联建设中的高速发展以及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巨大支持，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广为关注的议题。这个急速变动的“他者”、令人纠结的“他者”，型塑着近代中国对中亚认知的基本图景。

连续性断裂：从旧“中亚”到新“中亚”

中国总是在关注周边的过程中反观自身，也始终以周边的经验教训来回望自身的时代。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提醒我们：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414/5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