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域葡萄栽培与葡萄酒文化(5)

总之，西域葡萄种植业起源于先秦，闻名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兴盛于隋唐。据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所见，汉唐西域地区的葡萄栽培基本呈现一种持续推进、不断上升的势头，并未受到战乱纷争和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的较大影响。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葡萄种植对于西域甚至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的重要程度。

2 汉唐西域葡萄酒酿造及其文化的发展

毋庸置疑，葡萄酒的酿造、经营和风俗等方面都必然以葡萄种植业的发展与繁荣为依托。葡萄犹如一条纽带，将古代西域的各族群密切联结在一起，塑造了光辉灿烂而又别具特色的西域葡萄文化。其中，葡萄酒文化又是葡萄文化中至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2.1 西域葡萄酒酿造技艺

葡萄酒在西域饮食文化中具有独特之地位，这里的人们酿酒、饮酒、嗜酒，并形成了特定的酒俗。葡萄和葡萄酒很早就成为高昌运往内地王朝的主要贡品。南朝梁代时，高昌王麴坚遣使朝贡，献葡萄、葡萄酒、盐枕、良马等给梁武帝萧衍：“大同中……高昌国遣使贡……干蒲桃……冻酒……王公士庶皆不之识……帝命杰公迓之。谓其使曰：……蒲桃七是洿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坏，今臭其气酸。洿林酒滑而色浅。”[11]518-519可见当时西域葡萄酒已经分化出很多种类，品质差异明显。入唐之后，西域直接归于中央朝廷管辖：“西州交河郡……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以其地置……土贡：丝、氎布、毡、剌蜜、蒲萄五物酒浆煎皱干。”[8]1047美国谢弗(Edward Schafer)认为“蒲萄五物，酒浆煎皱干”就是指葡萄的五种产品，即葡萄酒、葡萄浆以及“煎”“皱”“干”三个品种的葡萄干[12]310。

高昌西州制作葡萄酒已经采用踏浆工艺，此外还有一套完整的造酒方法[13]。据《唐会要·杂录》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14]1796-1797殊为可惜的是，这种造酒工艺并未在中原地区流传开来。

1975年，在天山北麓的一座古墓中发掘出酿酒器具一套，距今约2 000年，其中有球形青铜壶，扁形陶瓷发酵器和木制压榨葡萄的工具。2004年夏，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出一座距今1 700年前的墓葬，墓室中发现了一幅长2.5 m，高0.6 m的壁画，下角画有一块葡萄地，画面再现了葡萄酿酒从榨汁到蒸馏等的全过程。

2.2 汉唐西域葡萄酒文化

西域居民酿造、饮用葡萄酒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前已述及，汉代大宛盛产葡萄，流行酿制葡萄酒，百姓嗜酒，富人热衷于大量藏酒。《晋书·四夷》云：大宛“土宜稻麦，有蒲陶酒”[5]2543。《晋书·载记》记载，前秦将领吕光攻入龟兹城后，发现“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5]3055《魏书·西域》亦曰焉耆“俗尚蒲萄酒”[15]2265。又据《周书·异域下》《北史·西域》所记，焉耆国“俗尚蒲桃酒”[16]916，[17]3216。《旧唐书·西戎》记载龟兹国“饶蒲萄酒，富室至数百石。”[7]5303

汉唐时期的西域官府、寺院、官吏、地主、商人乃至普通农户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葡萄园。官府直接插手葡萄和葡萄酒的生产经营活动。佉卢文文书中有一般的官私(葡萄园)出、用酒帐，还有专门的官私(葡萄园)得、入酒帐。北凉时期，官府还设有专门管酒的官吏；麴氏高昌王国亦曾经营管理葡萄种植经济以及租酒事务；精绝国对葡萄酿酒业的管理也非常严格，国家设立有专门征收税酒的酒局，酒局内有专门收取税酒的税吏。尼雅人普遍饮酒，酿酒的原料主要为葡萄。尼雅佉卢文文书中多见葡萄字样。葡萄酒是鄯善、精绝王廷贵族的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与粮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尼雅存有国王专用酒品，而且贮存酒的仓库已经出现，可见其消费量之大。佉卢文书567记载：“苏耆耶上奏，彼任税监业已四年。彼之仓库浪费极大。酒库记有帐单，税监苏耆耶和波耆沙现欠酒达一百五十弥里码。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应即刻对此事详加审理。若该苏耆耶将仓库的酒浪费，应免去苏耆耶税监之职，任命其他人当税监。仓库内有酒和皇家专用之酒，这些酒均应由苏耆耶和波耆沙赔偿并征收以前欠下的酒债”[18]52-55。总之，佉卢文文书的记载体现了嗜酒是尼雅人的重要食俗之一，葡萄酒为每日必饮之物，这在精绝国已成为风习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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