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域葡萄栽培与葡萄酒文化(3)

高昌所酿之酒亦主要为葡萄酒。《隋书·西域》记载高昌“多蒲陶酒”[19]1847。《北史·西域》载高昌“多五果……多蒲桃酒。”[17]3212《梁书·诸夷》载高昌国“出良马、蒲陶酒、石盐……大同中，子坚遣使献鸣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6]811-812此处的“蒲陶”应指代葡萄酒。《隋书·西域》记载康(居)国“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19]1849此外，大量的吐鲁番文书资料也说明，当时此地的葡萄园数量多、规模大，不仅地主豪绅占有大片葡萄园，而且一般平民百姓包括规模甚小的寺院也多从事葡萄园的经营生产。用新鲜葡萄来酿酒是最常见的葡萄加工方式之一。《高昌张武顺等葡萄园亩数及租酒帐》《高昌苻养寺葡萄园得酒帐》两份文书中均有关于葡萄种植面积、储酒数量以及葡萄亩数与酿酒数量多少关系等的记录，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在出土文书中，葡萄园的生产就往往和储酒、得酒联系在一起。如在《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中记载：“庆则桃(萄)贰亩半，储酒伍升，得酒两姓有贰拾陆升(斛)。”“桃(萄)贰亩，储酒捌升(斛)，得酒两姓有叁拾升(斛)。”“人抚军寺桃(萄)伍亩六十步，储酒叁拾升(斛)，得酒拾壹姓有壹佰肆拾贰……”“主簿尸罗桃(萄)壹亩半，储酒伍升(斛)，得酒壹姓半……”[20]139-140从上可见，当时栽植葡萄有相当数量用以造酒。葡萄生产发达，酿造业也就自然而然随之兴起，并逐渐成为高昌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葡萄酒普遍应用于官府宴请和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已经有葡萄酒匠职业的存在。葡萄酒在租佃、买卖、借贷、赋税等经济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占有突出地位。高昌地处中西交通要冲，当时该地区的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凡种葡萄者必须以葡萄酒缴租，僧俗无别，据地而缴。

3 结 语

葡萄是古代西域地区的重要农业物种，这里种植葡萄的历史十分悠久，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葡萄的加工利用技术亦是相当精湛。总体上，汉唐时期西域的葡萄栽培规模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未受消极因素的较大影响。西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水土条件是这一现象的根本保障。可以说，古代西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葡萄文化，而葡萄酒文化又是西域葡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酿制、饮用葡萄酒是西域地区一个风俗习惯，甚至长期影响着中原内地的饮酒文化。容易看出，西域地区葡萄栽培同葡萄酒文化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葡萄的大规模栽培和品质的提升为西域葡萄酒文化的繁盛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而葡萄酒文化的提倡与兴旺又反过来刺激西域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和进步，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本文仅为抛砖引玉之作，对西域葡萄栽培的详细情形以及古代西域葡萄酒酿造工艺仍需深入研究，除了常规史料和方法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依赖于今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新的研究方法手段的运用。

*通讯作者： 王思明，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世界进行联系互动最为重要的一条途径和载体。葡萄的东传与丝绸的西输一样，皆可视为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葡萄(VitisviniferaL.)为葡萄科葡萄属木质藤本植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果树树种之一。中国古代所称的葡萄均属于欧洲葡萄，原生地是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一带[1]。欧洲葡萄最初传至埃及，大约在5 000～6 000年以前，在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南高加索等地已开始栽培。西汉初年，葡萄通过西域逐步传入中国内地。葡萄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种植范围广泛，文化内涵丰富，引种之后完美地融入了中华农业文明体系之中，十分有必要对葡萄引种栽培历史文化开展深入研究。古丝绸之路上葡萄等植物的传播与推广，为东亚人民的日常饮食生活增添了更多的选择；西域地区的葡萄酒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积淀，业已融合为中国传统酒文化的一份子[2]。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葡萄引种传播史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只是较少见系统阐述西域葡萄历史文化者。实际上，葡萄物种本身、部分甚至全部文化意义几乎都是经由西域而传入中原内地。另外，汉唐时期(公元前202—公元907年)的古丝绸之路在传统社会时期最为兴旺畅通，西域经济社会也最为繁荣昌盛。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对汉唐西域的葡萄栽培和葡萄酒文化略作论述和探讨。

1 汉唐时期西域地区的葡萄栽培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314/4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