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域葡萄栽培与葡萄酒文化(4)

西域位于亚欧大陆中心，是古丝绸之路极为重要的枢纽。西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温度条件，非常适合园艺业的发展，是中国最早进行欧洲种葡萄栽培的地区。

1.1 “西域”的含义

“西域”一词在先秦时期指称周朝诸地，与“西方”“西极”同义。汉唐时期的西域又有了狭义和广义两种说法：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则是指所有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大致包括亚洲中、西、南部等区域。本文所论地域范围为狭义的西域地区，即汉、唐两代中央政府安置的行政机构所辖之今中国新疆大部及中亚部分地区。

古代西域的土质多为沙壤土，气候干燥，阳光充足，光照时间长，再加上昼夜温差较大，植物的光合作用充分，对瓜果糖分的积累和分解大有助益，从而十分有利于葡萄、西瓜等作物的生长。实际上，包括葡萄在内的很多水果历来都是西域地方向中央王朝进贡的重要物品。

1.2 汉唐西域地区的葡萄种植

在中国古代，葡萄还有“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若干种名称。先秦时期，西域地区就已经开始从事葡萄栽培。西汉时，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扜罙、于阗等地都大量种植葡萄，并出产葡萄酒。《史记·大宛列传》云：“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3]3160“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3]3173《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且末国“有蒲陶诸果。”[4]3879可见，至迟在公元二世纪以前，西域地区的葡萄种植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山南麓诸绿洲城国的葡萄种植开始获得普遍推广。《晋书·四夷》载康居国“地和暖，饶桐柳蒲陶”[5]2544。《梁书》云于阗国“气温，宜稻、麦、蒲桃。”[6]814到了唐代，西域葡萄栽培更是盛极一时。《旧唐书·西戎》言焉耆国“其地良沃，多蒲萄，颇有鱼盐之利”[7]5301。《新唐书·西域上》记载焉耆国“逗渠溉田，土宜黍、蒲陶，有鱼盐利”[8]6228，龟兹“土宜麻、麦、秔稻、蒲陶”[8]6230，“笯赤建国，广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8]6233《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古代西域和古印度的经典史籍，以严谨详实著称，其中记载了西域多地栽培葡萄的情况：阿耆尼(焉耆)国“土宜穈、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9]48；屈支(库车)国“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9]54；素叶水城“土宜糜、麦、蒲萄”[9]71；笯赤建国“草木郁茂，华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贵也。”[9]81斫句迦(叶城)国“蒲萄、梨、柰，其果实繁。”[9]998

显然，正史及游记所载西域葡萄的种植情况失之简略，而佉卢文文书的出土和释读则有效弥补了这一缺憾。尼雅遗址是汉晋时期精绝国的遗址，被称为东方“庞贝城”，位于今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心地区。佉卢文文书记载反映了尼雅葡萄种植业兴旺发达，这里的耕地及葡萄园民间可以自由买卖；葡萄园作为私有财产随时都能够交易；葡萄园及耕地作为私有财产可以合法抵押；田园、葡萄园、耕地作为祖业遗产可以继承；僧人之间也允许买卖葡萄园；等等。尼雅的居民经过长期实践，掌握了播种及翻耕葡萄园的时令及有关支架、折架、剪枝等葡萄栽培技术，这在佉卢文文书里皆有记录。

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葡萄种植业非常发达，这在很多汉文经典史籍中均有所反映。后来发掘整理的吐鲁番文书更是详细记载了当地葡萄种植情形。文书中包括一些麴氏高昌时期租地种植葡萄的账籍，还包括很多大规模买卖葡萄园的买卖契约和启事，从而可以看出葡萄种植业是高昌王朝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0]。

此外，考古人员也曾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发现了很多葡萄遗迹。例如，1995年在尼雅遗址1号墓的陶器中发现了葡萄等遗物；1999年尉犁县营盘墓地东汉至魏晋时期M6、M7、M8、M13等墓葬中出土了干化的葡萄；1959年在巴楚县脱库孜沙来遗址的唐文化层内出土了干葡萄串；1960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20号墓，1969年在哈拉和卓52号墓，1972年在阿斯塔那169、198号墓，1973年在阿斯塔那527号墓中均发现了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的葡萄实物；1966年在阿斯塔那69号墓还出土了一串高昌至唐时期的葡萄干；1960年在阿斯塔那318号墓，1966年在61、44号墓，1969年在150号墓，1972年在186、192号墓，1973年在213号墓，1975年在哈拉和卓104号墓等八座古墓中均发现了唐朝西州时期的葡萄实物。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314/4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