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盘出土籽棉的鉴定与古代西域的棉花利用(3)

1995年10月，对尼雅古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其中3号墓中出有少量棉织物。8号墓出土男尸身着锦缘布裤，此裤以白色平纹棉布为主要面料，裤脚用“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作缘。此墓还出有平纹棉布方巾，时代当汉晋之际。

尉犁县北与吐鲁番市接壤，在营盘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大量棉纺织品，引人注目，分别用作香包衬里、绢枕填料、面衣、棉布勒口袋、棉布裤、锦缘布袍、长裙等用途[17-18]，说明棉在当时是较普及的原料。

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有魏晋时期的蓝色平纹棉布，质地粗疏，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19]。

1959年在于阗屋于来克的北朝墓中出土有蓝色蜡染棉布，棉布残片长11cm，宽7cm;另一座墓中出土有“盛物之具”的棉褡裢，是商人的行囊用物。吐鲁番阿斯塔那13号晋墓中，有穿棉衣裤的布俑出土。阿斯塔那309号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有大红、粉红、黄、白四色几何纹织锦，采用丝、棉纤维混织，以增加棉织品的光泽[20]，由此表明棉布至北朝已经成为西域生活中的日常用品。

关于中国植棉业与手工棉纺织业的起源问题，普遍的看法是宋末元初说和唐朝边疆说。从上述考古发现来看，棉布在新疆汉晋墓葬出土较多，已是较普及的衣料，说明棉在西域已经开始种植，如果仅是交换得来，不可能有如此大的使用量，汉代是西域植棉和棉纺织业的萌芽期，在两晋南北朝有所发展。从纺织文化技术的传播来看，丝绸之路既是丝绸西去之路，同时又是一条棉布东来之路。

4.2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西北丝绸之路兴盛，沿线的棉纺织品考古发现也不在少数。

这一时期西域棉花传播，在敦煌莫高窟也有棉织品的发现。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出土有隋末唐初织造较粗疏的棉织物，为日常生活的遗留或随葬用品，多为残片[21]。

1964年在阿斯塔那37号墓出土有棉布被单、棉布袜、棉绳。棉布被单由两幅缝接而成，同墓出有大历三年(768年)文书[22]。在阿斯塔那27号墓出土有精致的翘头蓝绢鞋，为蓝绢面，棉布里，棉线S捻，先用4层棉布粘合成鞋型，再在面上裱一层蓝色平纹绢。在1986年阿斯塔那的发掘中，还出土有麹氏高昌时期的棉布和装有糜子的棉布袋[23]。在哈拉和卓墓葬，发现长48cm、宽24cm的棉布口袋，以及用作油盏灯芯的棉束。

《梁书·西北诸戎传》中记载高昌(今吐鲁番)在公元6世纪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而且把棉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是高昌城的墓地，大量棉制品的出土并不为奇，实证了文献记载。

巴楚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考古发现不仅有棉纺织品，还有棉籽和棉花。1959年，在脱库孜萨来遗址中，发现有唐代提花棉织品。

位于丝路北道的轮台县和克孜尔千佛洞也有棉制品的发现。1980年清理轮台县拉依苏古墓群中的一座曾被扰动过的洞室墓80LTLYSM1，发现有丝、棉织物等。克孜尔千佛洞51窟发现有平纹棉织品，90-14 窟出土有棉布鞋[24]。

和田布扎克出土有五代时期多件白色棉布袜，均为平纹组织结构。

唐代是西域植棉迅速发展的时期，沿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发现的棉纺织品非常普遍，不仅见于服饰，还用于棉布口袋、油盏灯芯等日常所用。西域普通民众能够衣棉，这比中原地区至宋代才出现衣棉的现象早了两个多世纪。

4.3 宋元时期

入宋以后，由于气候改变、河流断流、水系改道等自然因素，加之土地的过度开垦、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盛唐以后民族纷争不断等人为因素，丝绸之路逐渐衰落。这一时期西域的考古成果也较少。萨车恰木萨勒征集有带穗边棉布手帕，年代为宋元之际。

宋代以前的棉纺织品主要出土于新疆。一方面是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利于容易腐朽的纺织品长期保存;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疆的棉花种植历史远早于中原。早期在中原地区的种植与棉纺织生产，鲜见记载。

5 结论

1995年发掘的新疆营盘遗址M29墓填土中发现的附有棉铃壳的籽棉，通过加速器质谱对铃壳年代的测定，其14C年代为845±40年，大约属中国宋朝时期的遗存，晚于墓葬所属汉-晋时期。综合对铃壳、种粒、纤维特征的分析，出土籽棉鉴定为古代草棉种质。

中国是丝绸文明古国，不是棉花的原产地。虽然棉布在中国的使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直到宋元时期，亚洲棉才开始自南向北广泛传播种植，棉花的许多优良特性才被人们认识，成为和蚕丝一样重要的大宗纺织原料。据文献记载，新疆早在汉代就有草棉传入，草棉的传播自西向东，元代以前止于河西。新疆出土的棉织品自汉、魏晋南北朝到宋元，先后千年所织的都有，但籽棉与完整铃壳的发现尚属首次。对营盘籽棉种质的鉴定，与历史记载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草棉在古代新疆的种植。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314/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