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盘出土籽棉的鉴定与古代西域的棉花利用(2)

范晔在《后汉书·马援传》中说，“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7]。唐李贤注:《东观记》“都”作“荅”。“都布”、“荅布”同指棉织物，这里作为馈赠的珍贵衣料，可见汉代的棉布之稀有。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皆不如白叠鲜洁也”[8]。由此看出，白叠来自西域，大约在公元3世纪时棉布仍被看成珍玩，当作一种高级衣料，它比代郡的黄布等更为鲜洁优良。

隋唐之际姚思廉在《梁书·西北诸戎传》中记载:“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9]。高昌即今新疆吐鲁番，这是我国新疆植棉的最早记载，表明至少在公元6世纪吐鲁番一带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而且以棉布作为商品交易，可见棉花产量不会很少，棉纺织技术水平也较高。从“草木”和“草实如茧”来看，棉花植株较矮，结实较小，是一年生草棉的特征。

唐李延寿的《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其王素冠七宝花，衣绫、罗、锦、绣、白叠”[10]。表明公元6世纪时新疆西北的康居王衣着除丝织品外，还有棉织物。作为国王的衣着面料，棉织物的质量应当较好。

唐五代时，虽然西域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但中原地带还没有棉花种植，棉布还是稀有之物，这可以从周边地区的贡品中反映出来。《册府元龟》多处记载有五代新疆吐鲁番进贡的棉布[11]。可知当时吐鲁番地区的棉纺织品用作贡品，不仅量多而且质优。

根据上述史料，可以断定草棉的传播很慢，至唐五代时主要局限于西域一带，沿丝绸之路可到甘肃敦煌。到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甘肃的甘州回鹘向宋王朝进贡白叠;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发现棉花的图像;文献资料也记载西夏有“白氎”和“棉褐”[12]，表明宋代西域的草棉在甘肃有种植。

至元代，《农桑辑要》说:“……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种于陕右”。说明到13世纪初棉花通过河西走廊传到了陕右，元代的陕右指陕西行省的西部，今关中以西的甘肃天水、兰州一带地区。

综上所述，是知“白叠”是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的。在汉代“白叠”从巴基斯坦经克什米尔东传至新疆，但新疆本地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发展于晋唐时期，唐时吐鲁番的棉纺织已有较高水平，棉布不仅作为贡品，还沿丝绸之路传播至甘肃的敦煌地区。草棉的种植传播缓慢，至宋代时，止于河西。

4 考古发现

有关棉的传播与应用不仅在古文献中有记载，而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获得了相当一部分考古发掘资料。

4.1 汉晋南北朝时期

从考古发现来看，汉晋南北朝时期沿丝绸之路出土的棉纺织品为数众多。

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出土有西汉时代的红色棉布裙衣，这是西域棉纺织品的最早实物证据。一号墓地第三期文化墓葬中出有较细的平纹原白布[13]。与扎滚鲁克大量的毛织品相比，发现的棉织物较少。

吐鲁番考古发现中汉代的棉织物也较为少见，在交河故城沟北一号台地古墓出土有约当东汉的棉布残片，为素面平纹白布。

洛浦县属新疆和田地区。在1984年的考古发掘中，山普拉古墓出土有棉织物服饰共8件，时代当东汉末至魏晋。头带1件，由原白色棉布缝制;覆面1件;手套4件;棉布衣残缺严重，有衣袖和残布;1号墓出土的蓝色印花棉布，残幅宽 41cm，长11.5cm，纹样有朵花、蔓草、连点、线纹。这是棉花在和田地区较早利用的证据。

楼兰是充满神秘的西域古国，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从此分道。上世纪80年代在楼兰古城址考察出土的纺织品有丝、毛、棉、麻，已采集的有大红色和素色棉织物[14]。在楼兰城郊孤台墓地MB2出土有丝织品75件，毛织品22件，棉织品5件。棉织品均为素色棉布[15]。在楼兰古城以北墓葬中，出土有汉晋时期的棉布衣裤。在2003楼兰LE壁画墓中，出土有品种式样繁多的服饰，其中多件服饰用到棉纤维。这说明棉在汉晋时期的楼兰已是较常见的纺织原料，但与丝、毛织品相比，为数还较少。

1959年，在民丰县尼雅的东汉墓葬中，出土有1条棉布裤，1块棉手帕和2块蓝色蜡染棉布。其中1块蓝色蜡染棉布残片采用平纹组织，人像头部有光轮，双手捧盛满葡萄的角形容器，这与当时龟兹、于阗、民丰佛教盛行有关，夏鼐先生认为这是印度输入的棉布，并非当地所产[16]。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314/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