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酒文化中的西域元素(2)

《襄阳歌》：“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鸬鹚杓、鹦鹉杯均是具有西域特色的酒器。

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刘禹锡《葡萄歌》：“自言我晋人（太原地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元稹的“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

《唐景龙文馆记》曰：“四月上巳日，上幸司农少卿王光辅庄。驾返顿后，中书侍郎南阳岑羲设茗，饮蒲萄浆，与学士等讨论经史。”可见唐朝达官贵人以葡萄酒作为待客之常物。

葡萄种植的广泛和葡萄酒酿造的普遍与唐代日益增强的国力密不可分。汉代以来，葡萄虽然引入中原地区，但自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一直战乱，中原地区被五胡十六国占领，广大贫苦百姓食不果腹，不可能种植葡萄。一直经过隋朝、唐朝初年经济的恢复，中唐、盛唐之后，在经济富庶的条件下，葡萄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葡萄酒的酿造也推广开来。

1.2 三勒浆酒

三勒浆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三勒之一的庵摩勒生长于我国南方地区，其作为一种解蛊毒之药物，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卷第三记载：“菴摩勒味苦甘寒无毒，主风虚热气一名余甘，生岭南交广爱等州。”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南方草木状卷上”记：“庵摩勒树叶细似合昏花，黄实似李青黄色，核圆作六七棱，食之先苦后甘，术士以变白须发有验出九真。”余甘《海物异名记》：“庵摩勒果，圆莹如珠，食之余味始甘，能蠲蛊毒，山谷以其先苦后甘，名之曰’敢子’。”至西域胡人来华之后，才将庵摩勒之花采摘用来酿酒，《本草纲目》第二十一卷草部：“陀得花志曰：味甘，温，无毒。主一切风血，浸酒服。生西域，胡人将来，胡人采此花以酿酒，呼为三勒浆。”

三勒之中的毗梨勒生长于西域及岭南地区，最初同样是作为药材使用，“毗梨勒味苦寒无毒，功用与菴摩勒同，出西域及岭南交爱等州，戎人谓之三果”[6]。

三勒中的诃梨树，生长于广州山村之中，南方人常用诃梨树果子加上其他草药，如甘草等煎水食用，据说有消食疏气等作用。叫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彩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院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新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根据史料记载可知，在唐朝之前，三勒只是作为一种药用植物煎水服用。至唐朝，来中国的波斯人带来了三勒浆酒的酿造技术，波斯人将这三种植物和在一起酿成的三勒浆酒，既解暑祛瘟，又健脾消食，融合了药用功效的三勒浆酒成为当时京城中的名酒。

2 唐朝酒肆中的胡姬

中亚、西亚的粟特、波斯、大食商人善于经商，他们往来于东西方之间，成为文化传播交流的使者。这些胡商经商至唐朝，在唐朝各大中城市定居或短暂居住，他们经营的项目一般为酒肆或香料行业。胡商也会带上大量的女奴到东方贩卖，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垂拱元年（685）的案卷中，记载着昭武九姓康国中一个叫做康尾义的商人，携带着十五名吐火罗、中亚、印度的女奴，途经吐鲁番去往长安贸易。这些西域女子到达唐朝各大城市中，一般被贩卖到酒肆旅店中，成为标志性的招牌。

在唐朝的胡商酒肆中，多为胡姬卖酒。因胡姬的异域美貌与能歌善舞倍受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的推崇，对酒店的营业额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早在汉代就有关于胡姬的描写，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卷二“汉诗”记：“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

这些波斯、粟特的女奴大概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被贩卖到中国，从诗中可以看出年轻的胡人女子在阳光明媚的春日，身着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戴陕西蓝田玉，发髻上摇曳着来自大秦的珍珠配饰。再配上其高鼻深目的特色长相，足以成为酒肆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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