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孔目司帖》还原唐代西域百姓生活(3)

当历史文物所携带的信息碎片逐渐被拼接出一幅鲜活图景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考古、历史工作者当时的喜悦心情。

《唐孔目司帖》中有“建中伍年”四个字，确切的纪年为人们标定文物的历史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这四个字本身也是一个谜团。

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但是这个年号仅仅用了四年，此后唐德宗改年号为兴元，实际上这个建中五年，即公元784年，在历史上是以兴元元年记载的。

对于文物中，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出土文物中出现的这种错乱，人们惯性地用地域偏远，信息不畅来解释。

王振芬说：“我们搞历史研究，对各种观点都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实际上，对于建中五年，已经有研究人员提出了与上述说法不太相同的观点。

据介绍，唐代的龟兹地区，直到今天也一直是棉花产区，种植棉花和纺织棉布是那里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唐孔目司帖》中用布纳税就反映了唐代龟兹地区百姓的生活面貌。

但是，《唐孔目司帖》发出的时间是农历七月十九，已经是七月流火的季节，公文却明确写着“配织春装布”，并且出现了两次，排除了误笔的可能，那么分析认为应该是另有隐情。

此外，唐德宗兴元元年，尽管中原地区仍然有藩镇割据的战乱没有平定，但是作为安西都护府这样的一级政府机构，时间过去了大半年，仍然不知道改元的事，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并不多见。

因此研究人员结合相关史实提出，《唐孔目司帖》可能是预收建中五年的春装布，如此，公文实际发出的时间应该是建中四年农历七月十九。

记者 郭 平

史记

“大谷探险队”三次新疆盗宝

20世纪70年代，旅顺博物馆研究人员意外通过考古杂志的一篇报道，将研究视线集中到大谷这个人身上，并且查到了其作品《新西域记》，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大谷在20世纪初到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盗宝的经历。

大谷全名大谷光瑞，日本京都府人，曾任日本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这个大谷在1892年与京都贵族九条道孝的三女儿九条筹子订婚，而九条道孝的四女儿九条节子已于1889年许配给当时日本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这位嘉仁后来成了日本大正天皇，大谷光瑞与大正天皇结为连襟，大谷家也因此成为日本的皇亲国戚。

1901年，大谷光瑞在欧洲考察时，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的“探险家”们，如莱博、海蒂因、斯坦因等，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看到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十分眼红，于是便萌生了到中国盗宝的念头。

不久，大谷光瑞就组织了一支所谓的“探险队”。与当时的欧洲探险队仅集中在新疆地区不同，“大谷探险队”搜寻区域覆盖了我国的整个西北地区。

有关资料显示，“大谷探险队”在上世纪初先后三次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盗宝。

第一次始自1902年，由大谷光瑞本人带领渡边哲信、堀贤雄等人，自伦敦出发。途中，大谷光瑞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国继任西本愿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先到了塔什库尔干、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拜城等地，探访了克孜尔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获取了大量佛教文物。

第二次始于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从北京出发，穿越内蒙古进入准噶尔盆地，搜寻吐鲁番周围遗迹。然后，橘瑞超沿南道经若羌、和阗抵达喀什。两人会合后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印度河畔的列城，历时18个月。

第三次始于1910年8月，大谷光瑞先行带着橘瑞超游览了欧洲各国，从那里得到各种有关西域的情况和知识。10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由俄国入境进入塔城，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再次进入楼兰遗址，然后又从且末北上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库车，经喀什、和阗进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达敦煌。这一次所谓探险历时近4年，直到1914年5月。

据介绍，“大谷探险队”的参与人员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过于广泛，以盗宝为目的。由于他们对所发掘的物品没有做很好的记录，其资料意义与价值也大大降低。

此外，“大谷探险队”经常雇用当地百姓乱挖乱掘，以破坏性的方式挖开古墓，对遗址古迹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他们从我国带走了几十万件珍贵文物，给我国西北地区文化遗存和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王振芬介绍说：“‘大谷探险队'取得的文物原本都运到了日本，1914年西本愿寺曝出了侵吞挪用慈善会财团及共保财金资金的丑闻，大谷辞去法主职务，这才改变了一部分被盗文物的命运。”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zonghexinwen/2021/0520/7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