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西域书籍活动的渠道形态*(2)

二、贸易往来

唐与西域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以“丝绸之路”为载体，也有与藩属国之间的贡赐贸易。“丝绸之路”指的是“从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前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 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7]2“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规模和规范都是首屈一指。裴距《西域图记序》曾对丝绸之路三道做了详细叙述，由于其书已散佚，《隋书》卷六十七《裴距传》收录其序。其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8]1579-1580依裴矩序的记载，当时从敦煌出发，直抵西海(地中海)的丝绸之路有三条：

其一，北道(北新道)：出敦煌至伊吾(今新疆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西海，终至拂菻国(东罗马帝国)。

其二，中道(汉代北道)：出敦煌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龟兹等地。沿天山南麓而至葱岭、西海到达波斯(今伊朗)。

其三，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新疆若羌)，经于阗等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而至帕米尔高原，再至西海[9]83-84。

以上三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途经西域诸国，而吐鲁番实乃通往西域和丝绸之路各支线总凑之地。唐代书籍之流传必然以吐鲁番为中转进而向西域乃至更远的区域传播。换言之，唐代书籍流传西域之线路大致与丝绸之路保持一致。特别是近些年来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为我们研究唐代中原汉文典籍在西域(高昌、于阗、龟兹等国)传播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丝绸之路的贸易物品不仅仅局限于丝绸，还包括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品，如手工制品、书籍、艺术、民俗等文化物品。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丝绸之路都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从传播学出发，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是典型的跨文化传播，它跨越了多种不同的文化形态[10]106。丝绸之路作为不同文化与宗教的汇集交流地，也是文化交流与传播途径中最为典型的一种，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的传播也得益于此。高昌作为丝绸之路的要道，各种不同的异域文化汇集于此，但其国以汉人为主体，而汉文化实居主导地位。《周书·高昌传》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11]916高昌国在官学中以学习汉字、汉籍为主，在此出土的这一时期大量的吐鲁番汉文文书证明了传世文献的记载。特别是近期新获得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涉及唐代的汉文典籍则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蒙书等，同时还有大量的汉文佛教经典[12]10。而《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等蒙书的出土更是说明汉文化在高昌影响深远，同时也表明汉籍在此传播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龟兹是汉唐时期西域的大国，自公元658年唐灭西突厥汗国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诸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唐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迁至龟兹王城，下辖安西(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龟兹成为唐朝统治西域地区的军政中心[13]212。随着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力不断加强，中西两地的关系自然变得更加紧密，作为汉文化载体的汉文典籍也与此联系在一起，一批批地被传播到龟兹，以至分散到各地。现存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吐鲁番收集品”文书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唐代龟兹的汉文文献，包括唐代的韵书、史籍、汉译佛典等。荣新江先生指出：“汉文文献的流传是随着唐朝势力的进入龟兹而带过来的，并且也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这是中原汉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一个缩影。”[14]如德藏“吐鲁番收集品”《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般涅槃经》等唐朝最为流行的汉译佛典残卷在此地均有出土，表明当时汉译佛典在龟兹已相当流行，其佛寺汉化水平相当之高。龟兹位于唐代丝绸之路的中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大量的汉人与西域人往来于此，各自不同的文化也交汇于此。这样一来，丝绸之路中道就成为唐与西域书籍活动的互联通道，龟兹也因此成文汉籍的集散地。

位于丝绸之路南到的于阗也是汉唐时期西域的大国，既是唐代安西都护府四镇之一，也是西域地区最为重要的绿洲王国。其作用也和高昌、龟兹一样作为唐与西域互通互动的枢纽。这些书籍是伴随着唐朝的势力进入于阗而涌入，如唐写本《尚书正义》卷八《尚书太甲上第五》孔氏传的抄本残卷等儒家经典，以及《金光明经》卷六残片等汉文佛典，或许也是古代于阗流通的汉文写经[13]218。由此可见，唐代中原的儒典、佛典等汉文典籍以丝绸之路为契机在于阗广为传播。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208/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