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西域史研究的匈奴视角 ——王子今教授《(2)

二、龟兹孔雀的相关研究

《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中附论三《龟兹孔雀考》则是作者以长时段的视角观察问题，并将西域视为一个整体后得出的新认识。王子今教授早在2013年就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15]，王研博认为王子今的《龟兹“孔雀”考》一文对前人尚未深入研究的“西域龟兹孔雀”问题进行了补充[16]。如此前何业恒在《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一书中也提及孔雀的历史分布，他认为孔雀在中国的历史分布区域是长江流域、岭南和滇西南，并未注意到西域地区的孔雀[17]。

王研博的评价是较为中肯的，《龟兹“孔雀”考》一文的发表，引起了学界对西域地区孔雀的重视，相关研究也随之出现。对于西域地区的孔雀，王守春在《新疆孔雀名物考与孔雀河名的由来》一文中认为文献记载的西域孔雀并非真的孔雀，而是一种当地居民称为kum-tuche的鸟。他指出，绿孔雀在历史上分布于我国南方，塔里木盆地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宜绿孔雀的生存。此后他结合近代英国人在新疆的游记中记载的kum-tuche鸟的情况，认为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西域“孔雀”，而这种鸟被中国科学院定性为鸭科动物[18]。王研博则结合中原周边各国向中原政权进贡的情况，认为西域的孔雀是原产于印度的蓝孔雀，经丝绸之路流入西域，并进一步进入中原地区，这种蓝孔雀并非西域的土产，这与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巨象”是类似的，直至辽代还有“回鹘献孔雀”的记载。由于绿孔雀难以适应西域的气候，因此这种孔雀只能是蓝孔雀，而南越、交趾、占城、真腊、暹罗、缅甸等地所献孔雀则是绿孔雀[16]。不论西域地区的孔雀是kum-tuche、蓝孔雀还是绿孔雀，在历史上西域地区长期存在孔雀的确是得到了文献记载证实的，而最先对其加以研究的正是王子今教授。

在《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中，王子今教授由《魏书·西域传》中的记载，“龟兹国……土多孔雀，群飞山谷间”[19]切入西域孔雀这一论题，结合《汉书》罽宾出“孔爵”、《急就篇》中的“锦绣缦旄离云爵”、《后汉书》的“条支国城在山上……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晋书》“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西域出产或贡献“孔雀”的记载，并结合与孔雀相关的考古材料对西域存在孔雀进行考证，指出龟兹的孔雀有可能是原生的，这一点或许可以在今后得到考古学上的证实。在这一部分，作者还探讨了孔雀的养殖和食用，包括其能“解毒”的药用价值，这也使得相关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和全面[9]273-284。

三、索劢射水与“射潮”所体现的思想观念

索劢射水的故事见于《水经注》，全文如下：

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20]

一些学者认为这段文字具有神话和传说的色彩，刘永强指出，“这段史料虽然带有一些神话色彩，但却反映汉代曾横断注滨河拦河筑坝，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21]。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史研究》一书中也认为“此索劢传说，作为暗示三至四世纪该地开发屯田的一种形式，是很珍贵的史料”[22]。也有文学家以索劢故事为背景展开创作，如日本文学家井上靖[23]。而如果注意到后世人们对洪水的态度，如“索劢治水的情形，念祭文、躬身祈祷、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等等，在后来敦煌人面对突然袭来的水灾时，常常用之，从官家到黎民，都认为倏忽而至的洪水是天谴厄运或者魔鬼作祟，必须要敬奉神灵、驱逐恶魔。这样的风俗流传了很久，典籍上屡有记载”[24]，或者与射水这一行为加以联系，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有新的收获。

作者在《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中对索劢射水的记载进行考证，并结合《论衡》中“射水不能却水”的说法，侧面证明当时“射水可以却水”的观念可能存在。后世的钱塘江“射涛”和马援“伏波射潮”的故事与索劢射水具有类似的背景，当然伏波射潮故事较为晚近，因此其真实性也引起了作者的怀疑，作者认为这一故事仅供参考。在其后论述铁镞具有神异力量时以印第安人认为箭头、刀、斧等带刃的、带尖的器物会伤害死者的幽灵为例加以佐证[9]261-270。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205/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