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画里的丝绸之路(2)

《三骏图》共绘有六人三马，横向作一字排列，六人当为拂郎国使节，中西服饰混穿，分别作控马、举剑、执旗状，旗上还绣有“进贡”两字。史料记载，这些拂郎国使节“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以意谕之，凡七度海洋，始达中国”。该图描绘了“拂郎国献异马”这一元代宫廷重要外交活动，是一件兼具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极其珍贵的“职贡图”。

三骏图 绢本设色 32.2×188.7cm 元 任贤佐 故宫博物院藏

丝路上的僧侣

东汉永平四年（61年），汉明帝梦见顶有白光的金人现身西方。次日，明帝召问群臣。大臣傅毅说，这个金人必定是西方印度几百年前的圣人—佛陀。之后，明帝派使者蔡愔等人西去求法。蔡愔行至大月氏国时，遇到两位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连同他们所携带的佛经、佛像等物一同返归洛阳。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并以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为名，称为白马寺。

白马驮经图绢本设色 130.9×54.5cm 明 丁云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白马驮经图》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图中绘有两名身披红色袈裟的胡僧，稍远处的胡僧双手交叠，成禅定印，另一名胡僧侧身而立，左手持一根红色锡杖，上挂有一白色宝瓶和木鱼。在两位胡僧中间还有一名汉人僧侣，他左手持扇，右手握着锡杖。驮有红色经箱的白马处于画面中心位置，以示对佛法的尊敬，白马前后分别站有4个侍从，他们或头戴金箍、手持经幡，或牵着白马、背负包袱，或头裹白巾、挑着经幡。很显然，画中的两位胡僧就是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胡僧以及白马背上的经书，可以说就是中国佛教传播历史的源头。

东汉以来，自中亚和印度来华的佛教徒传译的佛经常不完备，或非出原本，或转译失真。为了探求梵本佛经、寻访名师、瞻仰圣迹，中国的僧侣们决意西出玉门，前往印度，开始了西行求法运动。

朱士行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受戒的汉地僧人，也是西行求法第一人，他在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行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得正品梵书《般若经》。高僧法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历尽艰辛到达印度巡礼的求法僧，并根据见闻写成《佛国记》。在西行取经的众人当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者当属唐代三藏法师—玄奘。

公元627年八月，28岁的玄奘从长安出发，偷渡玉门关，经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转而南下印度。在印度，他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在那烂陀寺学习佛法，在曲女城参加无遮大会，名扬全印度，而后携带657部佛经以及珍贵的佛舍利、佛像东归。玄奘西行求法历时19年，游历110个国家和地区，行程5万里，可谓孤征万里、历尽艰险。

这幅绘制于日本镰仓时期（1185-1333年）的《玄奘三藏像》，表现的是一位中年行脚僧人，他长眉微须，身背经箧，经箧中清晰可见一卷卷经书，僧人右手持拂尘，左手持经卷。在僧人头的上方，从经箧上部垂吊下一盏小灯，让人们不禁想到玄奘大师在西行求法的漫漫旅途中，虽影伴孤身，却初衷不改。

玄奘三藏像（局部）绢本设色 135.1×59.9cm日本 镰仓时期（1185-1333年） 佚名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三月初一，住进弘福寺，组织规模宏大的佛经译场。此后的19年里，他主持译场，翻译佛经75部、1335卷，总计1300多万字。不仅如此，玄奘还根据唐太宗的旨意，著述《大唐西域记》12卷。这部书翔实、准确地记录了玄奘途经的110个国家、地区和听闻的28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成为研究中亚和印度等古代历史地理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红衣西域僧 纸本设色 26×52cm 元 赵孟頫 辽宁省博物馆藏

从玄奘的经历，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代是一个开拓进取、开放包容的时代。在唐帝国，很多“蕃胡”移民定居于中国，包括突厥、回鹘、吐蕃、粟特、波斯、阿拉伯、印度、高丽、新罗和日本等国，人数相当可观。其中，就包括僧侣、商人、贵族和军人等。

《红衣西域僧图》是元代赵孟頫描绘异域僧侣的作品。在该画的题跋中，赵孟頫说，唐代人物画名家卢楞枷的罗汉之所以画得好，是因为唐代长安城中“老外”很多，天天能看到，有生活依据，所以画起来得心应手。其原话如下：“余尝见卢楞枷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相接、语言相通故也……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僧，自谓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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