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眩雷塞”新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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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靁(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1](卷110《匈奴列传》P.2913)。据该条史料，研治西域屯田史的部分学者认为其中的“眩雷塞”位于乌孙国的北方，并且它是中原政权首次在西域屯田的地点(1)参见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66页；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页；李大龙《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杜倩萍《屯田与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载《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薛海波《西汉经营西域中亚丝路新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汉书·地理志》中，“眩雷塞”隶属于西汉西河郡增山县。[2](卷28《地理志》P.1618)谭其骧先生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据此将眩雷塞标注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之东。[3](PP.17～18)以上两种观点，相去甚远，争议至今。本文拟在诸位先贤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与考古材料，就眩雷塞的地望及相关问题再做探讨，错误之处，还祈方家指正。一、元封年间汉于乌孙置塞屯田的可能性前述“眩雷塞”，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2)此处所引《汉书音义》的具体内容可参阅谢承仁编《杨守敬集》第6册《汉书二十三家注钞》，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5～486、524页。曰“眩雷，地名，在乌孙北”[1](卷110《匈奴列传》P.2913)；《汉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眩雷，地在乌孙北也”[2](卷94《匈奴传》P.3773)。后世《太平寰宇记》[4](卷191《北狄》P.3658)、《玉海》[5](卷24《地理部》P.22)、《西汉会要》[6](卷68《蕃夷》P.690)、《文献通考》[7](卷340《四裔》P.2669)等文献都据此将眩雷塞定位于乌孙国北。而“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的记述，更让不少学者认为眩雷塞是中原政权在西域首屯之地，其设置时间则是西域屯田之始。如李大龙判定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时间最迟是公元前105年[8]；赵予征亦同意眩雷塞为西域最先屯田之地[9](PP.18～19)。然而，考虑到武帝元封年间乌孙、匈奴与西汉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当时西汉并不具备在乌孙国屯田置塞的外部环境及时机、条件。首先，从乌孙方面看。在张骞第二次西行返汉时(前115)，乌孙遣使同行。这些乌孙使节来到中原后，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1](卷123《大宛列传》P.3169)。乌孙开始重视与西汉的相互往来是在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此后，乌孙与西汉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出使西域的汉使可以“出其(乌孙)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1](卷123《大宛列传》P.3170)，也就是说汉使可以通过乌孙地域前往大宛、大月氏等国。乌孙与西汉的往来无疑威胁到当时统治西域的匈奴政权利益，因此匈奴欲出兵乌孙，而这更助长了乌孙谋求与西汉深化双边关系的倾向。乌孙随即“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1](卷123《大宛列传》P.3170)，表达了与西汉联姻的愿望。元封三年(前108)，细君公主出嫁乌孙猎骄靡(3)关于细君公主出嫁乌孙的年代，史籍缺载，本文采用王明哲、王炳华的看法，即细君和亲当武帝元封三年。参见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73～74页。，乌孙正式与西汉建立了联姻关系。此时，乌孙成为首个与西汉进行联姻的西域政权，双方的关系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并未建立起联盟关系。[10]西汉希望乌孙“与汉结昆弟”达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并进而实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1](卷123《大宛列传》P.3178)的远大目标。但乌孙与西汉和亲，主要是希望从西汉获取经济利益，并利用西汉牵制匈奴，而不愿充当西汉经营西域、抗击匈奴的帮手。[11]因此，西汉希望联合乌孙打击匈奴的策略并未实现，其至多是达到了《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言的“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的目标。乌孙在求得汉公主的同时又接纳了匈奴之女为左夫人，并一直在汉朝和匈奴之间采取“持两端”的态度。[12](P.69)大宛之战(前104～前101)时，汉武帝曾“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1](卷123《大宛列传》P.3178)，可见此时匈奴虽然实力不及先前，但其在西域地区积威尚在。大宛之战尚如此，则在此之前乌孙应当不会允许西汉在其国内开展屯田，因为这样的做法对于乌孙而言意味着“畔绝匈奴”[2](卷96《西域传(下)》P.3905)，必然招来匈奴的攻击报复。其次，从匈奴方面看。上述《史记·匈奴列传》引文指出，匈奴对西汉于眩雷塞屯田的做法“终不敢以为言”。此语表明眩雷塞屯田对于匈奴而言具备一定威胁性，但受制于当时形势，匈奴亦无可奈何。武帝天汉二年至宣帝神爵二年(前99～前60)，西汉与匈奴为争夺车师尚且展开了数次争夺。匈奴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禾，必害人国，不可不争”[2](卷96《西域传(下)》P.3923)。因而面对郑吉率渠犁田卒多次于车师屯田，匈奴不断的予以骚扰、破坏。车师仅仅地近匈奴，而乌孙之北则是深入匈奴后方，匈奴自然不会放任不管，如若眩雷塞地当乌孙北，则其处于匈奴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匈奴必定对其进行袭扰与破坏。何况元封年间匈奴虽实力受损，但仍然是西域霸主，对于西汉于乌孙地域置塞屯田，根本不会“终不敢以为言”。再次，从西汉方面看。西汉于西域屯田，大都是乘势而为，且多在具备战略保障的要地进行。轮台屯田是借征大宛之机灭轮台国而设置[1](卷123《大宛列传》PP.3176～3177)，西汉将先前从酒泉至玉门的亭障向西修筑至孔雀河，并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1](卷123《大宛列传》P.3179)。楼兰屯田是汉廷考虑到楼兰位当西域南道门户，并应亲汉的鄯善王尉屠耆之请，于昭帝元凤四年(前77)在鄯善王都扜泥城旁的伊循城屯田积谷，并设伊循都尉，镇抚南道。相比于灭国的轮台、亲汉的鄯善，乌孙与西汉在元封年间仅仅是联姻关系，而非后来政治上的联盟、属国关系。[12](PP.67～79)况且对西汉来说，当时的乌孙在西域诸国中“民刚恶，贪狼(狠)，无信……最为强国”[2](卷96《西域传(下)》P.3901)，又地理位置太过遥远，“乌孙绝域，变故难保”[2](卷96《西域传(下)》P.3905)。在缺乏保障支持且变故难测的乌孙地域，西汉根本无法保证屯田事业的顺利开展与士卒的安全。另有看法认为，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朝“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2](卷96《西域传(下)》P.3903)，因而这些随从人员能够在乌孙以北地域开展屯田，以保卫公主，并供给汉朝派去的数百人食粮。[9](P.19)笔者认为，虽然这些“宦官侍御数百人者，皆特制，异于常制”[13](P.56)，且其中包含各类人才[14](P.38)，但这些人员大都是陪同公主出嫁的陪护人员。而纵观西汉于西域地区的屯田劳动力，主要是属于军队性质的田卒、吏士。《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之战后“仑头有田卒数百人”[1](卷123《大宛列传》P.3179)；《汉书·西域传》载鄯善新王尉屠耆回国时“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2](卷96《西域传(上)》P.3878)，这里的“吏士”亦可称为田卒[15](P.114)。细君公主前往乌孙的陪护人员中并无此类人员，即便有军队同行也是护卫性质，待公主安全抵达后便需返回，而不是留于乌孙国屯田。最后，眩雷塞既为“塞”，当地处西汉边境地带。《说文解字》曰塞“隔也”，段玉裁注曰“塞……在四方为蔽塞者，按郑《注》所谓天子守在四夷也……”[16](P.689)可见，塞就是“隔”断双方领土的重要设施。由此，塞亦有了边界线的内涵。[17]汉朝边地屯田不当远在乌孙之北，更说不上那里会有汉朝的边塞，此说显然失之过远。[18]如上所论不差，武帝元封年间，西汉并不具备能够在乌孙国北进行屯田置塞的外部环境与时机、条件。《史记·匈奴列传》中并没有明确交代眩雷塞的具体地理位置，服虔等人之所以将眩雷塞定位于乌孙国北，是因为《史记》行文“又北益广田至眩靁为塞”在语序上承接了上文“公主妻乌孙王”事件，由此便得出眩雷塞在乌孙境内的错误认识。眩雷塞并不位于西域，作为西汉边塞，它的地理位置只能从西汉的北部边塞中去找寻。二、贺兰山北秦汉边塞的走向与眩雷塞的地理方位《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河郡增山县“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2](卷28《地理志》P.2618)。清代学人齐召南认为，按照这一记载，“眩雷塞当在西河郡西北边，不得远在乌孙国也”[19](卷94《匈奴传》P.1246)。王先谦根据《大清一统志》考订增山县在清代榆林县北，眩雷塞当在其西不远处。[20](P.805)杨守敬绘制《前汉地理图》时将增山县绘制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西北，眩雷塞位于其西(今内蒙古杭锦旗锡尼镇东)。[21](P.29)黄麟书、张维华、王文楚等学者均同意此看法(4)参见黄麟书《秦皇长城考》，东南印务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 中华书局，1979年，第156页；王文楚《西汉西河、上郡、北地三郡边塞考》，中华书局，1996年，第333页。。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以下简称《图集》)中也采用了同样的编绘。[3](PP.17～18)依照此图(参见图1)，眩雷塞位于西汉朔方刺史部西部边界上。但此边塞走向在贺兰山北至内蒙古磴口西出现了一个缺口，汉塞由此向内凹进，这使得当时河南地(5)秦汉时期的河南地为阴山之下的黄河以南，其南直抵朝那和肤施间的秦昭襄王的长城。东西两侧大体以黄河为限。只是在其西侧，今宁夏和内蒙古两自治区接壤处的南北，要越过黄河。具体内容可参阅史念海《新秦中考》，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西部出现一个空白地域。对于该地域的归属，《图集》使用白、绿两种颜色交替绘制，并未指出此地归汉或是匈奴所有。考诸秦汉边塞设置，多与图中所绘这条边界相矛盾。图1 西汉朔方、西河郡西部边界示意图资料来源：底图采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并州、朔方刺史部》， 第17～18页。秦朝初年，为攘却北方匈奴，秦始皇遣蒙恬沿黄河走向修筑长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1](卷6《秦始皇本纪》P.253)可见秦朝即已沿黄河向北修筑长城直至阴山。秦末楚汉争霸，匈奴乘机夺取河南地，这条长城也被夺去。至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后又“复缮故秦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1](卷110《匈奴列传》P.2906)。这里卫青所修复的秦长城主要就是宁夏灵武北至高阙的一段。关于这段秦汉长城究竟修筑在黄河的东侧还是西侧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当在贺兰山北至内蒙古磴口间的黄河西侧。[18](P.142)从地图来看，现在的贺兰山北至内蒙古磴口间是乌兰布和沙漠，秦汉边塞如何能够在沙漠当中修建？对此，史先生指出，秦汉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尚未运动到宁蒙交界处，只是后来沙漠向东运动使得这段长城的遗迹不复再见。[18]景爱[22]、韩兆民[23](P.50)等人也有类似看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黄河东侧今内蒙古乌海市境内桌子山西侧、苏白音沟、凤凰山、拉僧庙与甘德尔山等地不断发现早期长城遗迹，并根据墙基形制、建筑材料、出土实物与烽燧等将这段长城考定为秦长城。[24](P.132)另外，考古工作者从沿线的苏白音沟口二号烽火台中发现了与乌海新地古城、磴口临戎汉墓风格、质地类似的汉代陶片(6)参见侯仁之、俞伟超《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与地理变迁》，载《考古》1973年第2期；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79～196页；武俊生《乌海市秦长城浅谈》，载《中国长城博物馆》2007年第3期。。此外，该段长城甘德尔山下的墙体中所出现的青砖，也与新地汉墓中出土的青砖呈现相同风格。据此看来，黄河以东的这段长城始建于秦，并在汉代进行过维修和延用。[25]要之，则秦汉长城在贺兰山北当在黄河东侧沿河向北延伸，而并非在黄河西侧的乌兰布和沙漠之中。史先生等人的看法与乌海地区考古发现虽有分歧，但他们的研究工作都表明秦汉时期在贺兰山北至内蒙古磴口间有边塞设置。具体到西汉时期，自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夺取河南地修复秦长城以之作为汉塞后，贺兰山北至磴口以东地域均为西汉领地，应与匈奴无涉。如果此地是匈奴领地，汉军不可能修复秦时边塞。卫青在修缮秦长城时，自然不会留下这样的空隙，让匈奴骑兵得以切入河南地[26]，这样会大大加重沿边各郡的防守压力。《图集》在绘制这段边塞时由贺兰山北向内凹进，使得河南地西侧出现“空白地域”无疑是与史实不符的。西汉时期在贺兰山北与磴口之间必有边塞设置。《图集》所绘的河南地“空白地域”应分属周边的北地郡、上郡与西河郡管辖。[18](P.139)具体到本文所论的从贺兰山北至内蒙古磴口间的汉塞，则应属西河郡管辖。武帝元朔四年(前125)，西汉设立西河郡。西河郡与北地、朔方、九原等郡同为北方边郡，战略地位重要。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1](卷110《匈奴列传》P.2914)，因此汉军多次由西河郡出击西北。《汉书·匈奴传》载，天汉二年(前99)“因杅将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邪山”[2](卷94《匈奴传》P.3777)；征和三年(前90)“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至浚稽山”[2](卷94《匈奴传》P.3778)；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西汉与乌孙合谋进攻匈奴，汉军兵出五路，其中“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2](卷94《匈奴传》P.3785)。史料中的涿邪山、浚稽山均位于西汉西北塞外。《汉书》在记载西汉出兵域外时，会准确记录汉军所出之边郡。因而，由西河郡出发的汉军当先在郡治集结，后由西河郡所管辖的西部边塞出境。学界对于西汉西河郡的郡治历来多有争论，统其精要，则有富昌、平定与美稷三种看法。[27]《图集》采用平定一说，即今陕西省府谷县西北。如西汉大军由这里出发奔赴涿邪山、浚稽山，当由朔方郡西北出塞较为合理，但如此《汉书》记录就当为“出朔方”而不是“出西河”了。目前考古工作显示，内蒙古杭锦旗的霍洛柴登古城(7)霍洛柴登古城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浩绕柴达木嘎查北1.5公里，东南距旗政府所在地锡尼镇约20公里。极有可能是西汉西河郡的郡治所在地(8)参见盖山林、丁学芸《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载《文物》1977年第5期；陆思贤《内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汉代官印》，载《文物》1977年第5期；肖瑞玲、于志勇《秦汉时期人类开发活动对河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载《草原文物》2013年第1期；《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载《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载《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这个地点比《图集》所绘的平定向西移动了200公里以上。西河郡郡治调整至杭锦旗后，则《图集》所绘的西河郡西部边塞当推至黄河，而在郡治与边塞中间还当有边县设立，以拱卫边塞与郡治。从“增山县，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的记载可见，增山县是西河郡的北部边县，而眩雷塞就在其管辖的西部边塞上。[28](P.210)这条边塞无疑就是经行贺兰山北至磴口的汉塞。[18]西汉时磴口为朔方郡辖地，贺兰山则为北地郡辖地，二者之间的边塞段落即为西河郡所管辖。上已论及，史先生认为此段西河郡边塞当在黄河西侧的乌兰布和沙漠中，与朔方郡、北地郡西界等齐，眩雷塞就位于这条边塞上。另一方面，乌海地区考古工作则显示秦汉时期此地边塞当沿河东修筑。《史记·匈奴列传》将眩雷塞屯田与汉设郡于朝鲜、酒泉，和亲乌孙三事并立，并言匈奴对西汉这些活动“终不敢以为言”。这说明了眩雷塞的建立对匈奴造成的冲击，与西汉在东北、河西走廊所取得的成就相当。要达到这样的战略效果，眩雷塞的位置似在黄河西面较为合理。元朔二年(前127)后，黄河东部俱为汉地，西汉在自己领土上置塞屯田当不会使匈奴顾忌，唯有突破原有边塞，在河西新置塞防、开展屯田才能够取得对匈奴的战略价值。[18]因此，笔者认同史先生所推论的眩雷塞修筑于黄河西侧的观点。史先生推论眩雷塞的具体位置当在乌兰布和沙漠中部。[18]稽考史先生该观点的形成，实源自侯仁之、俞伟超先生1963年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考察成果。在此次考察报告中，两位先生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在秦汉之前并未形成，西汉时期尚于此地开三封(磴口县哈腾套海苏木)、窳浑(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等县屯田，当地沙漠化是由于西汉末期当地居民放弃了此处的屯垦工作所造成的。[29]乌兰布和沙漠分布地域广大，沙漠的北部与中部是两个相隔较远的地理单元，需要分别加以研究。目前，根据对乌兰布和沙漠北部风成砂的调查分析，该地区的沙漠化最晚形成于东周至秦代，因而当地的西汉垦区是建立在沙漠中的古绿洲上。[30](PP.46～49)因此侯先生认为当地沙漠化源于西汉放弃了屯垦工作的观点难以成立。而通过对贺兰山北至磴口间的乌兰布和沙漠中南部的风成砂及湖泊运动考察显示，该地域沙漠形成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其沙漠环境一直持续至今。[31]这意味着在秦汉之前，现代乌兰布和沙漠的框架早已形成。因此，史先生认为眩雷塞修筑在乌兰布和沙漠中部的推论，目前并不能得到乌兰布和沙漠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支持。《史记·蒙恬列传》载蒙恬修筑长城时，注重“因地形，用制险塞”[1](卷88《蒙恬列传》PP.2565～2566)。因此，很可能秦长城在经行贺兰山北后由于乌兰布和沙漠的阻隔，故而由贺兰山北进入黄河东侧，而不是直线穿越乌兰布和沙漠。[25]乌海市境内黄河东侧的秦长城遗迹就是这道秦长城的存在依据。到了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后，西汉收复河南地，设立朔方郡，同时修复了这段秦长城作为汉塞。元朔四年(前125)西汉设立西河郡时，其所管辖的西部边塞仍是这段秦长城。我国古代的关隘具有随着区域开发和疆域拓展而向外侧推移的规律。[32]秦汉长城的防御功能亦是其开拓、扩展的功能[33]，秦时蒙恬在“城河上为塞”后“又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即是一例。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西汉经河西之役打通河西走廊，“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1](卷110《匈奴列传》P.2909)。《史记·平准书》记载当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1](卷30《平准书》P.1425)。河西匈奴的败退，西汉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为朔方等北方边郡开县屯垦提供了基础。元狩三年(前120年)，朔方郡首先扩展辖境于黄河之西，在黄河西侧开设三封、窳浑两县。[18]为保护新开屯田区，西汉首先从高阙沿狼山西南走向新筑障塞。其中窳浑县“西部都尉治……有道西北出鸡鹿塞”[2](卷28《地理志》P.1618)，可见，鸡鹿塞即为这条新筑汉塞上的障塞之一[25]。元狩四年(前119)河西之役后，西北地区的匈奴势力基本被消除，于是“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卷110《匈奴列传》P.2911)。这里的“河”主要指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南北走向的这段黄河，故其屯田区主要分布于黄河以西的宁夏平原和朔方郡西部。[34]为了保护黄河西侧这些新开的屯田区，沿狼山西南走向修筑的汉塞在经行朔方郡西部后需要继续南下。在此背景下，原来辖境以黄河为界的西河郡此时便要在黄河西侧开县置塞以承接由北而来的汉塞并继续向南修建。因此，最迟在元狩四年(前119)，西河郡便在河西设立了增山县与眩雷塞。[18]西汉时乌兰布和沙漠已经形成，增山县与眩雷塞自然不能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中南部。地层学与年代沉积学研究显示，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地区在西汉时期尚拥有数量可观的湖泊，其生态环境优于沙漠中南部。[35]另根据风成砂与钻孔研究显示，西汉是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尚未沙漠化的绿洲中设三封、窳浑等县屯田，后因沙漠化扩大才逐渐放弃了当地的屯田区。[30]考虑到上述情况，笔者判断增山县与眩雷塞也当位于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汉书·地理志》也记载增山县是西河郡的北部都尉治所，当为西河郡的最西北边县，其北为朔方郡的西南边县三封县，两县距离不会过远，因为眩雷塞与鸡鹿塞所分管的汉塞同属狼山西南余脉，且作为相邻汉塞，所分管的距离最长不能超过百里(汉制：1里约414米)。三、眩雷塞的具体位置及其军屯体制西汉元狩年间自高阙沿狼山余脉哈鲁乃山所修筑的汉塞遗迹于近年不断被发现。这些遗迹大体沿狼山余脉哈鲁乃山走向，西南延伸至乌兰布和沙漠西北边缘的巴音乌拉山，从而将乌兰布和沙漠包围在内。目前已能确证的烽燧、塞障从东北至西南依次分布在哈隆格乃山谷、乌兰布拉格山谷、查干得日斯嘎查、呼和温都日嘎查、乌西勒格嘎查、傲日格呼嘎查、苏力图嘎查等处。这道列隧，凡遇山口和沟谷通道，局部便折向西或西北一侧设防。目前，该道列隧沿线共调查当路塞墙体1987米、烽隧39座、亭址1座、障城2座。[36](P.193)其中，哈隆格乃山谷南口石城已被确证为鸡鹿塞遗址，同期修建的眩雷塞当位于这条西南走向的汉塞上，地处鸡鹿塞西南。根据对该段汉塞遗迹的调查，有意见认为，阿拉善左旗的敖伦布拉格镇西北11公里处的乌兰布拉格谷口障城最有可能是眩雷塞遗址所在。[32]笔者认为，将乌兰布拉格障城比定为眩雷塞，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商榷。首先，乌兰布拉格障城与西汉三封县所在距离过近。如若乌兰布拉格障城是眩雷塞所在，则它似由朔方郡的三封县管辖更为适当，而不是西河郡增山县。如由增山县管辖，参照窳浑县与鸡鹿塞的位置关系(9)窳浑县位于今内蒙古磴口市西北的沙金套海苏木，鸡鹿塞遗址位于其西面哈隆格乃峡谷南口，二者的直线间距为20公里。参阅史念海《新秦中考》，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则增山县就需在乌兰布拉格障城东方不远处，而这片地域在西汉属于朔方郡的管辖范围。其次，乌兰布拉格障城与哈隆格乃山谷口的鸡鹿塞遗址距离过近。西汉边塞由部都尉管辖，眩雷塞即由西河郡北部都尉管辖，鸡鹿塞则由朔方郡西部都尉管辖。[28](P.209)部都尉下设若干“候官”机构，主要负责候望敌情，传递军情，如居延汉简中记载居延都尉下辖殄北、居延、遮虏、甲渠、卅井五个候官。[28](P.71)一个候官机构管理的汉塞长度为百里，称为“XX候官塞”，简称为“XX塞”，如甲渠候官塞可称为甲渠塞[28](PP.74～75)，眩雷塞与鸡鹿塞与此同例。如若乌兰布拉格障城是眩雷塞治所所在，则它与鸡鹿塞所在的哈隆格乃山口距离仅为28公里，不符合汉制百里置一候官塞的规定。另外，作为候官塞，其下应有完善的烽隧系统。居延地区候官塞所管理的烽隧系统得益于出土汉简已得到证实；鸡鹿塞地理位置的判定也是依靠对哈隆格乃山谷内部及周边烽隧、塞垣系统数十年的考察论证而得到确认。但乌兰布拉格障城不仅缺乏相应的出土文献能够证实其为眩雷候官治所，而且学界对于乌兰布拉格山谷内部烽隧及其周边的烽隧、塞垣的系统调查也尚未完成。目前尚不能排除乌兰布拉格山谷至巴音乌拉山的汉塞中另有眩雷候官治所所在的可能性。侯仁之先生指出绵亘在乌兰布和沙漠西北部的阴山山脉，还有通道多处，在那些地区，很可能也有同样性质的烽燧遗迹。[37]考古工作者近年在布都毛德山谷发现有石城、烽燧遗址即属此例。[38]综上，从目前研究来看，笔者认为眩雷塞位于哈鲁乃山至巴音乌拉山的汉塞之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可能并非目前学界所拟定的乌兰布拉格障城，其具体位置当在哈隆格乃山谷西南方向的40～45公里范围内。与眩雷塞对应，增山县当位于它的东方，其地相当于今内蒙古磴口西南方向，北临三封县所在的哈腾套海苏木。当然，关于眩雷塞与增山县的确切位置仍需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工作来确认。《史记·匈奴列传》将建立眩雷塞并在其周边屯田，与置郡朝鲜、河西走廊，和亲乌孙诸事并提，显示出眩雷塞极度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囿于史料记载，长久以来对于眩雷塞的塞防体制与屯田组织情况不甚明晰，这里我们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尝试对此作简单讨论。关于眩雷塞屯田的历史，因史籍当中并无详细记载，我们只能通过出土文物与居延汉简管窥当地屯田的组织管理情况。如前所述，眩雷塞与增山县所在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在西汉时是重要的屯田区域已被考古工作所证实。1973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于内蒙古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中发现“西河农令”印。[39]汉武帝时，西汉于边郡设立农都尉，《汉书·百官志》载：“武帝时，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40](卷28《百官志(五)》P.3621)农都尉为郡一级的屯田主管官，受郡太守节制。[41]居延汉简(编号214·33A)“武□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42](P.144)，即表明西河郡设有农都尉一职。农都尉的下设机构称为“田官”，田官之长即为“农令”。“田官”与前述部都尉之下机构“候官”均为县一级之机构。《史记》载元狩四年(前119)“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元鼎六年(前111)“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这说明武帝时期西河郡设置有田官，“西河农令”印当属西河田官长官之印。[43](P.233)另《日本书道全集》中最早收有“西眩都丞”一印印文[44](P.61)，但该印出土地点与年代均不详，现存上海博物馆。[45](P.56)《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称该印来自成立于1900年的书画收藏与拍卖行——上海朵云轩[46](卷1《玺印(上)》P.208)，则此印或为民间收集。印文中的“西”字系“西河郡”的省文，“眩”字系“眩雷塞”的省文，西汉官印于所署地名有省文之例。[47]印中的“都丞”一职，现存史籍缺载，但可从居延汉简中证实其职。入糜小石十四石五斗，始元二年十一月戊戍朔戊戍，第二亭长舒代田仓验乞，都丞延寿临。[42](P.461)(编号：273·24)小石十五石，始元三年四月乙丑朔丙寅，第二亭长舒受斥胡仓验乞，都丞延寿。[42](P.196)(编号：273·8)由以上两简可知，都丞为管理代田仓、斥胡仓的专设之官，其职责是为屯戍军队筹措与发放粮食。有学者认为代田仓、斥胡仓当属于农都尉管辖[48](P.288)，则都丞当属田官机构中的官员而且与农令平级，负责管理边塞粮仓。代田法自武帝末年实施，逐渐推行于边塞各处，眩雷塞也当设有代田仓，只是代田法传至眩雷塞，需经过一段时间，则此印的年代当在昭帝以后。[47](P.63)至于斥胡仓，目前因缺乏相应资料，不能断言眩雷塞是否设有。据上述两简及编号273·9[42](P.196)、275·21[42](P.198)、278·9[42](P.199)、557·8[42](P.280)四枚居延汉简可知，“都丞延寿”其人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到汉昭帝始元三年(前84)间历任“居延农亭亭长”“第六部农长”“都丞”职务。可见，西汉农都尉之下除去农令与都丞，还设有农长、农亭长等职务。由此可知，西汉边塞的“田官”下辖若干部，长官称为“农长”，而农长之下管理若干农亭，其长官为“亭长”。总之，在西河农都尉与农令之下，眩雷塞当地也当设有农长与农亭长管理屯田积谷之事。此外，眩雷塞当地还有隶属于西河农都尉的都丞一职，以管理当地的代田仓，这进一步凸显出眩雷塞在西河郡边塞上的重要地位。“眩雷塞”之地理方位及军屯体制的认定，涉及秦汉西北诸郡与其边塞的设置过程、辖区范围与变动、用兵方略和组织管理，更关系到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匈奴部族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河套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与多民族的发展变迁。不过，囿于目前材料限制，眩雷塞所在的汉塞走向究竟是向西南延伸至休屠泽，或是围绕乌兰布和沙漠东南连接于贺兰山北，以及西河郡西部的大成、虎猛等县的地望等问题，尚未厘清，只能寄望于未来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Z].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4]乐史.太平寰宇记(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5]王应麟.玉海[M].杭州:浙江书局,光绪九年(1883).[6]徐天麟.西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7]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8]李大龙.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9]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10]李大龙.西域都护的设立不是乌孙与西汉关系转变的标志[J].西域研究,1993,(1).[11]薛海波.西汉经营西域中亚丝路新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6,(8).[12]王欣.文本解读与田野实践：新疆历史与民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3]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4]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15]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16]许慎.说文解字[Z].段玉裁，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7]刘光华.西汉西北边塞[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8]史念海.新秦中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1).[19]陆费逵.前汉书[M].高时显,吴汝霖,校.上海:中华书局,1936.[20]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杨守敬.历代舆地沿革图(二)·前汉地理志图[Z].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22]景爱.秦长城与腾格里沙漠[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2).[23]韩兆民,许澄.宁夏境内秦汉长城遗迹[A].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4]杨建林,武俊生.内蒙古乌海明长城研究[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8,(4).[25]李逸友.中国北方长城考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26]史念海.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2).[27]祁剑青.西汉至隋唐时期西河郡的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2).[28]陈梦家.汉简缀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4.[29]侯仁之,等.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J].治沙研究,1965,(7).[30]贾铁飞,等.乌兰布和沙漠形成时代的初步判定及意义[J].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1997,(3).[31]春喜,等.乌兰布和沙漠的形成与环境变化[J].中国沙漠,2007,(6).[3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J].草原文物,2016,(1).[33]王绍东，杜婷.论战国秦汉时期长城的多重功能[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2)[34]刘磐修.汉代河套开发中的政府行为[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4).[35]牛俊杰,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J].中国沙漠,1999,(3).[36]张文平.眩雷塞小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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