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光先生关于陈诚西使系列研究刍议(2)

但王先生在他后来的文章《陈诚家世生平续考》中还有了更为深层的分析：他通过考究永乐皇帝即位后的文官班底，探索陈诚的生平交游，发现永乐内阁七人中，五人为江西籍官员，分别是解缙、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而且陈诚与首任内阁的“江西帮”大都有同寅经历，私交甚好。即便内阁中不是江西籍的杨荣、黄淮与陈诚也有文字之交。另一方面，“江西帮”官员皆除朝堂的重要部门。从《竹山文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每每陈诚回乡或者出使，江西籍的文员都会赠诗以欢送（迎）。虽然没有准确的记载或其他证据来印证王先生的判断，但以常理度之，陈诚重新被启用当与江西籍的官员和文员有关。⑦这使得我们今后在研究陈诚相关问题时，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三、《竹山文集》对研究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竹山文集》另一个最主要的在于它保存了大量关于中亚史和15世纪中原汉王朝与西域少数民族王朝人民交往的原始资料，对西域诸地如哈密、哈烈、撒马尔罕、别失八里的自然和人文地理风貌做了详尽的描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帖木儿帝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陈诚奉使西域，历时九个月，从陕西行都司肃州卫(今甘肃酒泉)出发至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陈诚对其奉使西域的经历作了较为翔实的记载，包括标明方位、行程道里、沿途风物、地貌、气候等，十分细致，最后编汇成著名的《西域行程记》上报给明成帝，这对新疆及中亚史地的研究，是一份可靠翔实的资料。

除陈诚对出使西域事件的详细记录外，他在出使西域期间还吟咏不辍，《陈竹山文集》收录“西域往回纪行诗”九十二首，这些记行诗也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认可。陈诚行至嘉峪关，对其的描述为“孤城枕山曲，突兀霄汉间。戍卒夜振铎，鸡鸣角声残。朔风抢白草，严霜冽朱颜。流沙远漠漠，野水空潺潺。”

四、《竹山文集》的整理研究，对明初特别是洪武朝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原始史料。

在王先生《陈诚西使及洪永之际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一文中对于明初年帖木儿帝国与明王朝之间睦邻友好的关系看作只是一种表象，“帖木儿的终身梦想是要征服世界，结束与明帝国的藩属关系”⑧，这与很多文章中提到的明与帖木儿一般意义上的和谐的外交关系略有不同，他认为帖木儿从始至终并没有臣服明王朝的打算。王先生另一文章《洪武三十年中越领土交涉的原始文件》中也指出，洪武三十年（1397），陈诚、吕让奉使安南后回国禀报交涉结果，当时朱元璋已七十岁高龄，朝廷上的政事以及其后事的安排已经消耗了其绝大部分的经历，对外的政策已不像其年轻时期的强势，因此其在安南问题上的容忍和退让也不难理解。⑨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将十五周边国作为“不征之国”，写入《皇明祖训》，他自己也说过“蛮夷之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货，姑待之而已”，一般意义上认为，明代的外交政策都用“积极开放”来形容，以德睦邻外交政策与劝和息争都是后世普遍认同的外交策略。甚至有学者认为明代这种有效的外交范式可以为当前的国际关系处理提供一定参照，并将其与我国大力推行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联系起来。⑩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同王先生在《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述评》一文中的观点，即“但从实质上讲，这一外交政策的基石，既非骑马游牧民族的征伐进取精神，也非近代西方商人扩大海外贸易市场的经济意识，而是‘四夷众卑而承一尊’的狂妄、偏执的帝王心态”?。明代的外交政策，不仅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与16、17世纪西方的以原始积累为目的的殖民掠夺也有根本的差别，更与少数民族以领土、物资财力的攫取为目的的疆域开拓截然不同，更多的是一种中原王朝作为尊主国的优越感。外交朝贡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在后期都是建立在一种不对等交换的基础上，这与现代外交政策和经济原则是相违背的，当然也是明朝政府经济的沉重负担。

“古之学者必有师”，拜读王继光先生以《竹山文集》发现而展开的关于他西使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笔者得到的启发和认识十分深刻，王先生精于考证，推理严密，善于从小的视角入手发现问题，在同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中脱颖而出，在今后治学、道路上值得我们学习。

① 1986年——1987年，杨富学根据《竹山文集》提供的新材料以及在江西发现的陈诚家谱，对陈诚及其西使记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前后发表论文四篇，此外1987年至2002年有数名学者围绕陈诚西使中关于西域问题以及明初外交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 网址: http://www.xyyjzz.cn/qikandaodu/2021/0128/327.html